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短世纪”不同于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的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对于霍布斯鲍姆而言，20世纪是一个失败的世纪，占据中心地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错杂其中的各种形式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专制和暴力。对他而言，19世纪是革命的年代，而20世纪没有真正的创新。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对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怀疑——尤其是对苏联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在他的世界里，短20世纪是与漫长的19世纪相互衔接的。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如何定位“ 五四”在短 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从陈独秀开始，历来的论述都将其定位在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序列变革之中。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将明末至“五四”的中西接触分为七个时期，其中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为第三期，戊戌变法为第四期，辛亥革命为第五期，辛亥革命后的文化运动为第六期，然后“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1) 这一观点此后为许多人继承，虽然分段略有不同。例如左舜生就说：“原来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第一是坚甲利兵，第二段是工商业和政治，第三段才是思想学术以及文学艺术等等。关于这种认识的进度，我们虽然不能就时间上划出很明确的段落，但甲午以前停留在第一段，甲午以后则进入第二段，一直到‘五四’前后，才算是真正走进了第三段，这大致总是不错的。”(2) 在“五四”80周年之际，金耀基重述他在《从传统到现代》里提出的观点，即“五四的历史定位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现代化由洋务运动的‘器物技能层次’，转升到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层次’，再转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行为层次’。”(3)

这些论述将“五四”视为近代变革由外而内的一个深化过程，揭示晚清至民初的思想脉络。在文学史上，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述也可视为这一阶梯式演进的历史叙述的产物。从若干运动的要素来看，“五四”与晚清的连续性的确存在，但从短20世纪的诞生的角度观察，这一进程不只是一个深化的过程，而且也包含了转折性的意义。要素的连续性不足以说明历史的转折。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在美国和日本两大太平洋势力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在欧洲向帝国主义转进的进程中发生的。在这一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谓“亚洲的觉醒”标志着一个革命序列的展开——不同于19世纪的革命，为20世纪开辟道路的革命全部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区域。这个革命浪潮的第一波是1905年俄国革命，在其诸多内外条件中，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契机。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同盟会也在这一年诞生，思想领域的潮流从改良转向革命，也以此为转捩点。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1905–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7–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05–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5年–20年代前期的“五四”文化运动，1924–1927年的大革命，1928年之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构成了一个亚洲革命的序列。

在我看来，20世纪的诞生是由一组革命为开端的，而不是由一次革命为开端的，是全球性的，又植根于各不相同的条件。革命的形式伴随其主要任务而发生变化，可以是政治的革命，军事的革命，也可以是文化的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康有为设定为主要对立面，表示它不是简单地位于戊戌变法的延长线上，而包含了转折性的意义；“五四”文化运动又产生于一战和共和危机条件下的反思，无论其激进方面，还是其保守方面，都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社会危机、战争危机和文明危机——的反思，相对于辛亥革命，这也包含转折的意义。毛泽东从共产党人革命的角度说“五四”运动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开端溯源于此，也是基于这一序列性变化及其转折的意义。

毛泽东重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一脉络伴随着苏东解体而在历史研究中逐渐退居次要位置。霍布斯鲍姆说，短20世纪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相始终，指的是苏联；谈论短20世纪而忽视苏联的诞生和演变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及随后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但不是唯一事件。十月革命不仅可以从欧洲战争和俄国国内状况出发加以分析， 也可以从上述亚洲序列革命的脉络中进行阐释。霍布斯鲍姆的短20世纪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终结点，但如何解释中国、越南等等经历了20世纪社会主义演变的国家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从中苏论战开始，苏联模式的普遍性就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遭到了公开的理论质疑，这也表明苏联模式不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冷战的终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乎从冷战的两极格局大致奠定的同时就开始了，我认为这一过程包括从万隆会议到苏联解体这段漫长的时间。伴随这一过程的结束，短20世纪的革命能量似乎也耗尽了，但是否真的终结了呢？如果是，又是以什么形式终结的呢？由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20世纪的很多主要遗产以一种未完成状态一直渗透到21世纪内部。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持续的革命进程，似乎过去了，但没有彻底消失。如何描述这些关系，这是一个问题。我最近在编辑文稿时，将“世纪的终结”修订为“世纪的绵延”，以区别于各式各样的“终结论”。

“五四”时期激烈的思想冲突事实上为此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脉络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线索。“五四”文化运动针对的不是旧王朝，而是共和的失败；它基于对共和失败的诊断而试图在文化上为新政治奠基，从而包含了激烈反传统的内容，但其针对的已经不再是旧世界。在这一点上，它与俄国十月革命有些相似之处。我们看这一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激进派如陈独秀、李大钊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向苏维埃主义转变，相对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如张君劢、张东荪对资本主义危机有较深认识，希望通过社会政策解决这些问题；梁漱溟的平民社会主义，杜亚泉的新旧调和及独特的国家主义论，则试图将中国传统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参照系。这些思想脉络都包含着对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构造的批判。在20年代，被自由派奉为宗师的杜威、罗素乃至泰戈尔，其思想和趣味中都包含了内涵不同的社会主义要素。

五四运动  图自凤凰国学

如何理解“五四”乃至“短20世纪”的当代意义，或许可以从当代世界的两大潮流来加以判断。这两个潮流有其对抗性，从现象上看，可以概括为极度世俗化的潮流和重新宗教化的潮流。极度的世俗化不是20世纪意义上的世俗化，甚至也不是18世纪启蒙运动意义上的世俗化，而是资本主义关系深化意义上的世俗化。这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世界，一个使市场经济凌驾于所有社会关系之上的进程，一个由金钱拜物教支配的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与此相平行或对抗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宗教革命和再宗教化过程，其中也包括极端的宗教化潮流。这一过程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式微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两个进程以大规模去政治化为条件，或者说，以不同形式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为前提。

当代思想正在承受去政治化的后果。如何克服去政治化的政治也需要着眼于面对上述两大潮流或现象。左翼和左翼的自由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触及了当代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但对于文化和宗教问题缺乏有力的理论介入；不同类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没有准备好对于新一轮宗教扩张的阐释和理解，更不用说由于忽略对经济制度的研究而难以提出切实的应对方法。20世纪试图创造一种基础性的政治文化，其基本取向是世俗的，反对让整个社会生活被宗教世界彻底主导，但同时拒绝臣服于资本主义经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社会体制。“五四”文化运动通过提出文化价值，重新界定政治的内涵，不但为培养一代新人提供了契机，也试图为未来社会提供蓝图。现代的大学制度是在这一背景下成型的，许多社会组织和劳工运动等等，也是在这一潮流中诞生的。因此，文化运动与制度建设之间的互动，为此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我并不是说重访“五四”文化运动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现成的答案， 但五四一代以文化运动为方法，重新界定政治议程的方式，值得我们再三思索。

《东方学刊》：如何理解“五四”运动与政党政治的关联？

汪晖：“五四”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绝对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能够把文化运动的多重要素纳入其内部。“五四”之后就不一样了，从此之后，大多数文化运动都很难摆脱政党政治的框架。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与此相对应的新启蒙运动，是共产党的新启蒙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文化运动，但都是在政党政治框架下的运动。文化大革命包含对国家、政府和党本身的批评，试图冲破官僚制的框架，但党的领导实际上始终是其不可忽略的基本方面。也就是说，在二十年代之后，“五四”的模式已经被自己创造的结果所改造了。1919年，毛泽东写《论民众的大联合》，涉及了政党与民众的联合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谘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谘议局乃有各省谘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诸谘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其后革命党化成了国民党，谘议局化成了进步党，是为吾中华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省议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象湖南）。同时各县也设立县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但此时还只是将政党与一般社会团体作为大众联合的机制，而没有从政党政治与大众运动的关系的角度思考新型政党政治。那时候不但毛泽东没有将民众的大联合与新型政党政治直接关联，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并不热衷政党政治。民初政党是在议会政党制下产生出来的，常常跟军阀政治和地方政治纠葛在一起。这样的政党政治缺少新的信仰和制度，缺少内在价值和动力，也缺少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新型政党政治是在“五四”文化运动中孕育成熟的。由于新的政党面临着旧的国家框架，议会政党制背后还有军阀政治的阴影。因此，新政治要想站住脚，就需要与军事制度相互结合。孙中山提出了建立党军的问题。北伐的骨干力量就是党军，而党军的主要干部就是新青年。青年、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民众大联合、军队，在新型政治组织的推动之下，实现了结合。

青年、民众、政党、军队这四个最基础的要素相互关联，其影响是深远的。在国民党改组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国共合作，奠定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曾经对国民党人提及新文化运动在动员、组织和教育青年方面的作用，提出国民党人需要从中汲取能量。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精英、大众、政党、军队、新政权等等要素产生相互连接。国共分裂，共产党撤退到乡村，这些新的要素在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中再度重组，将军事斗争、土地改革、苏维埃建设以农民为主的群众运动、党的建设融为一体。因此，我们看到了并行的两重政治运动：一个是以国民党为主导重建中央集权的进程，收编各地军阀，拓展新的国家建设；另一个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乡村为根据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运动。我把后一个运动称之为人民战争，即一个将上述各种要素综合在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中的运动。在人民战争中，青年、民众、政党、军队之间的结合， 既富于活力，又非常深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统治的大量地区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这些进程越出了“五四”文化运动的框架，但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一文化运动的多重影响。“五四”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又是再造政治的运动；没有文化运动和文化政治的政党政治，势必蜕变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权力政治，不但无从联结青年和群众，产生真正属于未来的理念和骨干，也无法推动政治自身的更新和改造。

本文注释：

(1)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16年2月），第1–4页。

(2)   左舜生：《中国近代三度改革运动的检讨：戊戌，辛亥，五四》，载周玉山编《五四论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81页。

(3)   金耀基：《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载郝斌、欧阳哲生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3–64页；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6年，第161–166页。

采访整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汪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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