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侦探小说里有一句话，利高者疑。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由人组成，是人就要吃饭，而吃饭需要钱，一个机构的工作也需要钱来推行，人不可能用爱发电。那么钱从哪儿来呢？

一个冷知识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资金由两半组成，一半来自于政府赞助，另一半来自于社会赞助；而所谓社会赞助，主要来自于制药企业或制药企业控股的基金。

世界各国政府于2000年11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反兴奋剂运动政府间协商小组论坛上, 同意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预算资金的50%，到2003年有193个国家政府签署了《哥本哈根宣言》, 明确承认了宣言中各地区出资金额所占百分比。

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资金来源，一半由非洲 (0.5%) 、美洲 (29%) 、亚洲 (20.46%) 、欧洲 (47.5%) 和大洋洲 (2.54%) 组成，且单美国就占据了美洲出资金额的1/3，其余资金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自筹，而各大药厂立即出动，争相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资金。

这种资金来源上的复杂性，导致了该机构的独立性极为可疑。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官网自我介绍

例如2006年，西班牙爆发出大规模的兴奋剂滥用丑闻, 这事在体育界极为有名，史称“港口行动”。当地警方发现，有着“恐怖医生”绰号的西班牙医生福恩特斯是一个庞大的兴奋剂网络的主导人, 他的势力布及多个体育项目，为了防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西班牙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将调查范围扩大化而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西班牙警方破坏了案件的关键证据, 使得这一事件最终被压缩在自行车运动项目范围内。

类似的还有从2016年9月13日到10月3日, 国际著名黑客组织“奇幻熊”侵入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数据库, 并陆续曝光了6批美英等国家运动员取得TUE（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治疗性用药豁免）的名单和相关信息。

在其曝光的名单中, 2015年申请药物豁免的美国运动员人数多达653人, 共有402人成功申请, 获批率超过了61%，其中还包括网坛名将威廉姆斯姐妹、里约奥运4金得主西蒙·拜尔斯等知名运动员。而同年的俄罗斯运动员仅有54人申请, 获批运动员不到20人, 获批率不足37%。

英国发现绷不住了，也承认有53名运动员在取得了药物豁免后合法地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注意力缺陷障碍（多动症）和哮喘是运动员申请药物豁免时出现最多的两种病症, 而根据“奇幻熊”曝光的资料显示, 北欧的滑雪队以及美国游泳队中充斥着“哮喘病人”——说是哮喘队都不为过,。原本需要心肺功能极佳的滑雪和游泳运动, 居然充斥着如此多的“哮喘病人”, 并且还在奥运会中组成国家代表队参赛, 这是一件极为可笑的事情。

面对质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此事避而不谈，转而指责奇幻熊的黑客行为涉嫌违法，对于外界质疑其独立性的指责沉默以对。

与对待西方国家的兴奋剂丑闻时的宽容温和不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对与西方国家有严重地缘冲突的国家时，则重拳出击。

2016年7月和12月, 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委托进行调查的加拿大籍教授理查德·麦克拉伦先后2次公开其对俄罗斯兴奋剂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麦克拉伦在其报告中不仅披露了俄罗斯存在“有组织的集体服用兴奋剂”的情况, 还指出其使用“阳性结果消失方法”来操纵药检结果。而在俄罗斯收获大量金牌的索契冬奥会上, 他们开始广泛使用“尿样交换方法”, 确保被检测的实际尿样是没有问题的干净尿样。

这份报告使得俄罗斯陷入巨大的兴奋剂丑闻当中，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布独立报告后,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反兴奋剂机构和20个体育组织便协调一致迅速行动，它们采用联合上书的方式, 集体呼吁奥委会对俄罗斯代表团进行制裁, 取消其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其动作整齐划一。

这导致俄罗斯遭受了里约奥运会禁赛的严厉处罚，而在随后召开的平昌冬奥会上俄罗斯依然无法以国家代表团的身份参赛。

《纽约时报》2020年12月17日报道截图

所以请不要说什么“体育与政治无关”；说“体育与政治无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以此来看孙杨案，如果孙杨不是中国游泳名将，如果国籍换成美国，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否还会如此紧咬不放？相信大家心里已有答案。

这是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则更为搞笑。

如上文所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资金一半来源于政府资助，一半来源于社会资助，而这些社会资助中，药厂占了大头。

有资助，就有需求。

需求是什么呢？肯定不是需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替它挣钱，而是要它在药厂们挣钱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肯定不会明目张胆地允许药厂卖药，那样太难看，而是通过文件工作和官僚流程为药厂卖药争取时间。

药厂开发出一种新药，向运动员们销售，而这种新药不在此时的禁药名单中，因此可以合法使用，使用后运动员们斩金夺银，然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出面进行调查；经过漫长的调查流程，出具复杂的调查报告，再走一段冗长的文书工作；药厂往往也会借口这样那样的原因（例如商业机密）故意拖延调查，药物管理和监测机构也会刚好很繁忙，拖拖拉拉给出结果；最后等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给出调查结果，宣布这种药列入违禁品名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多重大赛事已经结束，药厂也开发出了新的药物，一切照旧。

整个过程完全合规合法，滴水不漏，你找不出任何瑕疵。你总不能指责它工作效率太慢吧，它也可以说我这是谨慎小心，防止错怪好人。

检测出来是兴奋剂，检测不出来是高科技。

为了加强这种“合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甚至与诸多跨国药厂达成了信息共享机制，例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声名大噪的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和美国药厂辉瑞，就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与其签订了信息共享协议。

这就是世界体育运动反兴奋剂事业血淋淋的现状：金牌由汗水和气管扩张药物共同铸就，而且你很难说两者的成色何者更重。这也是为什么穷国运动员不论再怎么努力训练、改善营养，也很难战胜那些发达国家的“多动症患者”和“哮喘病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