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复出首秀夺冠！8月25日晚，孙杨在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游出3分49秒58的成绩，斩获该项目冠军。

本场比赛距离孙杨上一次参赛已过去四年半之久。2020年1月19日，孙杨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泳联冠军游泳系列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3分44秒98的成绩夺冠。

但就在那场比赛后不久，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院宣布，孙杨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破坏反兴奋剂取样，将被禁赛8年。对此，孙杨提出上诉。

2020年12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孙杨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员有偏见为由”提出的请求，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此前的裁决。2021年6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再次作出裁决，此前的8年禁赛期被减为4年3个月（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计算）。对于这一结果，孙杨再次上诉，但未能成功。

今年5月28日，孙杨的禁赛期结束。经历这么多年的起伏，他在解禁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已不再年轻，想维持从前的状态可能要付出几倍的努力，但还想较个劲，这次，他的对手是自己。

如今在孙杨正式回归赛场、收获首场胜利之际，也有必要回顾那场纠缠他数年的“药检风波”，细数其中的“疑点”与偏见。本文为旧文重刊，供读者参考。

8月25日晚，孙杨在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以3分49秒5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冠军。这是他解禁复出后的首冠。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6月22日，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纠结了近两三年的孙杨案做出了最终裁定，悬了几年的靴子终于落地。本文想就孙杨案本身的相关问题做一点陈述。

先厘清三个基本概念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三个基本概念必须先厘清，不厘清这三个概念，对孙杨案的讨论就无法有效进行。

1.孙杨案之所以叫孙杨案，是因为孙杨是中国运动员，他在国内舆论场中较受关注，因此大家以他的名字作为此次案件的称呼。

然而事实上，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在2019年起诉的对象，除了孙杨还包括国际泳联，因为国际泳联裁定孙杨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当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对此表示“愤怒”，并把国际泳联一起告上法庭。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实际上国际泳联才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主要对象，孙杨在整个事件中其实是一个次要角色。

2.孙杨有没有吃药、是否砸坏了取样用品、会不会为人处世、有没有当“妈宝男”，这些在国内受到极度关注的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整个案件的重点，仲裁法庭从来就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对这些事情的极度关注，是国内舆论场的特殊现象，不是仲裁法庭的关注焦点。

仲裁法庭关注的焦点，是此次取样检验活动是否合规，因为如果此次药检活动最终被裁定不合规，那么取样本身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对于一次违规取样，孙杨别说是把取样用品砸了，他就算是把取样用品摔在取样人员身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充其量只能说他脾气暴躁而已。

3.国际泳坛是一个大酱缸，这里面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干净体育，药检与反药检、禁药名单的扩大化与反扩大化、对禁药规则的利用与反利用、新型药品的开发与检测手段的进步、在药检过程中的做手脚与反做手脚，这些事情相互间的博弈与争斗横贯了整部国际游泳体育史。

西方国家在游泳领域的巨大优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发达的制药产业而非高明的竞技水平带来的。你所耳熟能详的多位游泳健将，例如整天被吹嘘身材比例完美无缺的菲尔普斯，以及因孙杨案而和孙杨在领奖台上发生争执的霍顿，他们都吃药——菲尔普斯吸毒就是为了缓和长期吃药导致的身体负担。

美国运动员大面积的哮喘病患率，也是为了通过伪造哮喘病史从而合法使用气管扩张类药物，以达到与服用气管扩张类兴奋剂相同效果的目的。毕竟一个国家的体育代表队里几百人都是哮喘病，这未免有些可笑。难道美国是专门从哮喘病人中挑选运动员的吗？

谎报病情并获得药物豁免，以此合法吃药，是世界泳坛乃至体坛的常见操作，不足为奇。

这三个基本概念厘清后，对孙杨案的讨论就可以展开了。

孙杨案核心问题

如上文所言，这次案件的焦点，是2018年9月3日晚由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简称IDTM）所实施的那次药检究竟是否合规：如果合规，孙杨行为属于抗检，应该受罚；如果不合规，则药检行为本身无效，孙杨抗检有理。

而此次药检是否合规，争论的焦点在于当时IDTM公司药检人员所持证件是否合规：如果所持证件合规，则药检合规；如果所持证件不合规，则药检不合规。

而所持证件是否合规，争论的焦点又在于药检人员是必须持有包含药检人员身份信息、药检工作内容、药检工作编号在内的专用证件，还是只需要持有不含以上信息的通用证件即可。

由于当晚药检人员只持有通用证件，没有专用证件，因此，如果裁决认定持有专用证件或通用证件都视作有效，则药检合规；如果裁决认定必须持有专用证件，则药检不合规。

这个三层递进式的逻辑链，导致了是否必须持有专用证件，成为了此次案情的焦点。

这才是争论的核心，而不是是否为“妈宝男”之类无关紧要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抗检事件发生当晚，IDTM公司的检测人员所持有的不含具体信息的通用证件是由国际泳联出具的，而国际泳联已在2018年9月19日举行的听证会中一致认定不能仅凭通用证件，而必须持有专用证件才算合规。因此裁定此次药检不合规，孙杨抗检合理，认定孙杨并无过错，而在2019年1月3日国际泳联举行的正式裁决中，也判定此次药检不合规。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此表示“愤怒”，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把孙杨和国际泳联一起告上法庭，坚持认为不论工作人员持有专用证件还是通用证件，药检都合规。

这才有了后来这一系列的事情。

图截自社交平台

那么究竟是必须持有专用证件才合规，还是持有专用证件和通用证件都合规呢？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是后者，认为不论检测人员持有哪种证件，都算合规。之所以做出这种裁决，根据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法庭上的证词，他们声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并不认为专用证件和通用证件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两者之间是相同的。

然而，这一证词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恰恰来自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自己做出的规定。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自己出具的通用证件中，明确要求运动员在接受药检时，必须核实检测人员持有的专用证件，且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印发的《兴奋剂检测人员培训手册》规定，此类专用证件必须包含药检人员身份信息、药检工作内容、药检工作编号等相关信息，而抗检事件本身发生时，当时药检人员所持证件并不包含以上内容。此其一。

其二，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于2009年和2012年发布的旧版《检测调查国际标准》中，明确表明检测人员携带的专用证件上必须写明其身份信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于2017年发布的最新版《检测调查国际标准》中没有免除这一要求，依然要求检测人员提供的授权文件，要么是一份通用证件加上一份专用证件，要么是一份必须同时涵盖通用和专用两层证明关系的单一授权书（比如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反兴奋剂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再由国际泳联提供的专用授权书），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要求证件上包含检测人员的个人信息。

而抗检事件本身发生时，当时药检人员所持证件并不包含以上内容。

以上两点基本事实证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仅知道通用证件与专用证件的区别，而且还把这一区别写入了自己的内部工作规定之中，其工作人员在法庭上所谓的“不了解两种证件之间的区别，认为两者是一回事”的证言，说好听点是站不住脚，说难听点是做伪证。

孙杨方和国际泳联方的律师在提交了这些证据之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居然匪夷所思地隐匿了这两项对孙杨和国际泳联极为有利的证据，而单方面采信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工作人员那完全站不住脚的证词，做出了持有专用证件或通用证件都视作有效，因此此次检测合规的判断，并进而做出了孙杨禁赛的处罚。

这才是具体司法过程，证件合规性才是事情的重点，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有孙杨的人品怎么样一类的话题。国内关于孙杨是不是人品不好的争论，在我看来是极其幼稚可笑的，请问人品什么时候和法律事务挂钩了？

后来孙杨方也恰恰是以此为依据，向瑞士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此次判决结果，重审，并凭此获得瑞士联邦法院的支持，这才有了这次的二审。

那么二审为什么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原有判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又为什么在明知道两种证件之间区别的同时依然要不依不饶地置孙杨于死地呢？

这就得说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个组织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