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贸易壁垒是WTO建立和经济全球化之后，由于原有的主要贸易壁垒形式（例如关税）逐渐被削弱，所以掌握贸易规则制定权和贸易价值定价权的西方发达国家便转变思路，通过更灵活、更隐蔽的方法绕过WTO的硬性规定，从程序和技术层面实现事实上的贸易壁垒。

这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当代世界贸易中的主流贸易壁垒形式。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相关统计显示，全球约70%以上的贸易都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同程度的影响。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通过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所谓自愿性标准、强制性法规、复杂化评定、官僚化程序来行使职能，而强制性法规是其主要形式。

而这些法规往往和各类“非营利性”组织制定的各种认证标准实现了深度融合，但在具体标准上又留有一定的模糊空间，从而方便主事者罗织罪名，按需定罪。所谓的“不环保”“难以回收利用”“不符合安全标准”“不符合劳动权益”这些东西其实都属于“口袋罪”，它给你定罪不是因为你真的违反了什么天条，而是你惹它不开心了。

当然，这些还是比较冠冕堂皇的，有些吃相丑陋的，直接以所谓产品需求层次差异为借口，基于本国产业技术优势制定相关的产品技术准入标准或者法律准入标准，以此实现对国外产品的针对性排斥，让自己的产品独占本国市场——整个过程非常类似于“萝卜招聘”，因此你可以称之为“萝卜标准”，隔壁的日本人最喜欢这么玩。

除了强制性法规外，自愿性标准也是一种主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法。

此类标准往往打着普世价值的招牌，以标准参与国之间的社会认同为基础，比如西方现在天天拿来当经念的“低碳”“有机”“可持续”。此类标准往往形成事实上极为苛刻的市场准入障碍，而且罗织罪名的时候因为标准更宽泛，往往比强制性法规还要更好用一些。

同时就算它们不给你罗织罪名，允许你出口，按照这些国家的法律，出口产品往往还需要获得最终目的国认证，而认证工作就由这些“非营利”组织负责实施。认证费用往往极其昂贵，这本质上就是交保护费，而且这种保护费收得近乎于零成本，这些组织往往只是派几个人来看一看，就给你开出巨额的账单。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政要的家属，往往就职于某些“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的原因，这里面的油水之大、成本之低，正经生意远不能及。也因此如果你看到某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政要没有就职于“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而是就职于某家企业，那么这类人也许还算是比较有节操的，毕竟人家好歹是正经做生意，而不是空手套白狼，打着个招牌就去收保护费。

这种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收保护费的行为，抬升了商品流通的成本；而且其高度繁复的认证程序本身也增加了国际贸易的时间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交易成本、产品成本，且此类成本伴随着认证程序本身复杂度的日益提升而提升，这从根本上打击了出口方的产品竞争力。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也是最大的出口国，每年中国企业海外出口都要向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上缴大笔的保护费，形成了事实上的出口越多，交的越多，而这些组织及其背后金主，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吃得满嘴流油。我国经济从中受害甚多，我们创造的巨额财富被雁过拔毛式地掠夺。

此次新疆棉花事件让这一长期被舆论忽视的问题正式进入了公众视野内，并形成了社会参与和社会讨论，也算是福兮祸兮。

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我们除了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惩戒这些收保护费的绿色黑帮，形成有效威慑外，还应该在社会公众中加强宣传，完善对此类贸易壁垒的预警和通报机制，最大限度降低我国出口商品因为被收取保护费或遭受禁运而受到的损失。

同时，我们还应设法构建国际性的通用技术标准体系，加强自主创新，改善工艺和技术水平，努力参与到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工作中，特别是要积极参与到国际产业标准的制定工作中，提高我国技术标准被国际标准录用的概率，从而优化全球经济运行的环境，进而服务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总之，缘于西方政治抹黑的新疆棉花事件，向中国民众展示了全球纺织产业链标准制定霸权的冰山一角，也让广大中国民众意识到关税之外，还有众多贸易壁垒的存在。

如今中美竞争关系日益凸显，西方媒体煽风点火之势不减，战火难保不会继续延烧到其他领域。不论是短期来看，还是长期考虑，深嵌于全球化之中的各个行业都应尽早敲响话语权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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