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档案资料显示，自1990年以来，刘艳兰到北京上访共计17次，赴京非访3次。她到西江办事处、区信访局、市信访局等地上访不计其数。我曾就刘艳兰的上访历史询问过Z村的村干部。他们说刘艳兰上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以前上访远不如近几年频繁。其上访频率大幅度增加也就是最近六七年的事。有干部甚至夸张地说“一个星期工作日五天，刘艳兰至少四天来上访，有时候一天还不止来一次”。

刘艳兰还利用到北京等地上访的机会去旅游。她去北京上访时，先自己玩几天，待时间差不多时再跟地方政府干部联系，要求地方干部将她接回。车票、食宿等费用都由地方政府支付。地方干部有时候跟她开玩笑说又去北京免费旅游了。有一次，刘艳兰还在区信访局向我们展示了她赴北京上访时旅游的照片。

对于刘艳兰而言，上访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那些确实遭受巨大冤屈、激愤难已、一脸严肃的上访老户相比，刘艳兰似乎显得格外轻松，没有什么心理包袱。她在上访时常常跟基层干部有说有笑。基层干部似乎已经习惯了她的存在。如果刘艳兰隔一段时间没去上访，有的干部还觉得奇怪：“刘艳兰咋没动静了呢？”

据了解，刘艳兰的儿子、儿媳妇都不愿意让刘艳兰带孙女，因为刘艳兰之前经常带着孙女去上访，儿子、儿媳担心这样对小孩成长不利。

从刘艳兰的残疾证来看，她的精神残疾等级为四级，属于轻微精神残疾。她似乎未患上明显的精神疾病，但从我们跟她的谈话以及她所写上访材料之中又会发现其语言、思维逻辑的混乱和跳跃。

刘艳兰平时常常嬉皮笑脸，跟政府工作人员开玩笑、拉家常。但是，刘艳兰有时候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破口大骂，并伴随有过激行为。比如，她有时候强行闯入政府办公楼，要求见领导。用当地干部的话来说就叫“发神经”。当地干部总结的经验为“不能把她（刘艳兰）惹恼了”。

2009年9月25日，刘艳兰试图强行闯入C区委办公大楼，被保安阻止。期间，刘艳兰跟保安争吵起来。随后，刘艳兰脱光上衣继续吵闹，保安见状赶忙阻止，双方发生推搡拉扯。据说，保安最后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刘艳兰（有人说保安把刘艳兰打了一顿，至于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2012年7月16日，刘艳兰在C区信访局大吵大闹，要求跟正在接访的政法委书记赵鹤冬见面。西江办事处副主任龙光岩和其他几人赶来信访局将刘艳兰带走。当时，龙光岩还训斥了刘艳兰。经我长期观察发现，平时跟刘艳兰熟悉的人即使训斥她几句，她也不会生气，貌似无所谓。

六

对于刘艳兰的上访行为，我们不宜简单地将其视为胡搅蛮缠，也不宜武断地给她贴上一个“精神病”上访的标签，而应该将其放置于村庄社会中去理解。

刘艳兰在村庄中属于边缘人物。由于刘艳兰家所在的门宗小，且她自己没有兄弟，又是招的上门女婿，这样的家庭实力决定了她家在村庄中居于边缘地位。我们从她的一些上访材料中也可以窥见她自我感觉在村庄中受到邻居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比如，2012年9月10日，她在一份赴京上访的材料中写到：“我男到女家落户，为什么不平等，引起我来进京，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能叫法律平等吗？”在一个讲究男丁数量的村庄社会中，家里男人少，自然在村庄中难以立足，难免受到其他邻居的欺负。刘艳兰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的环境中，可能也没少受气。更何况刘艳兰的丈夫是上门女婿，且没什么过硬的能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

但是，性格要强的刘艳兰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她希望能够改变现状和命运。于是，她一旦跟邻居发生矛盾时，便认为是他人在欺侮自己。为抵御“外侮”，要强的她就必须跟邻居斗争到底。所以，我们看到，刘艳兰家常常与邻居发生矛盾。一旦觉得自己在争执中吃亏，便诉诸于政府。正因此，她上访反映的问题大多都跟邻里矛盾纠纷相关。

刘艳兰的斗争行动实际上是为了抚慰她那要强而又脆弱的心灵。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村庄边缘人跟村庄主流社会的抗争。有人说，刘艳兰“欺软怕硬”。这话可能有一定道理。一方面，刘艳兰性格要强，自然需要通过欺侮弱小来彰显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刘艳兰自身其实也是个弱者，是个社会边缘人，她难以挑战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

刘艳兰与周边诸多邻居发生矛盾，状告邻居和村干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自然得罪了他们。她被邻居们排挤。再加上她长期上访，村干部对她没什么好脸色。因此，她在村庄社会中被边缘化便是自然而然之事。但是，她又希望在与邻居的斗争中挽回面子，凸显自己的存在感。无怪乎C区信访局干部穆某曾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刘艳兰的信访问题，那就是把刘艳兰的邻居全部抓起来，关进牢房，刘艳兰攒足了面子，这样她就不会再上访了。但你说可能吗？”

据说刘艳兰年轻时比较正常，并没什么精神问题。但近二十多年来她一直不服输，与邻居抗争到底。她内心长期压抑的愤怒和漫长的上访之路，可能给她的精神带来较大负荷，以致她心理变得越来越扭曲和偏执。

刘艳兰长期上访，也让当地乡村干部烦不胜烦。我注意到，刘艳兰在她的《残疾人证》空白处写到：“现在办事处认为我给他们出难题，我还得受气被打。”有些干部说：“这个人（刘艳兰）赖得很”。西江办事处必须安排一名班子成员负责刘艳兰的稳控工作。如今，负责稳控刘艳兰的包案领导已经更换过多次。办事处副主任龙光岩调离之后，党委副书记陈列洪和武装部长杨兴华曾先后接手刘艳兰的稳控工作。

一方面，对于刘艳兰反映的矛盾纠纷，乡村干部必须出面帮她处理；另一方面，乡村干部也明知刘艳兰上访就是要“搞点钱”。所以，只要刘艳兰在重要敏感时间（比如每年两会、国庆节等）不去越级上访，那么乡村干部不会对她采取稳控措施。在处理刘艳兰反映的问题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地方干部在调处纠纷时只顾眼前，一味强调停访息诉，而不顾后患，这容易诱发短期行为。地方政府采取的策略是：给刘艳兰提供救助进行安抚。只要刘艳兰不上访，就这样一直耗下去，直到刘艳兰再也无法折腾为止。同时，我们似乎也要发问：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刘艳兰这样的上访者，地方政府除了尽量满足其诉求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出路？

2017年2月21日，江苏省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省信访局的干部职工在义务献血。 （@东方IC）

原本，作为村庄社会的边缘人，是无力甚至不可能跟村庄主流社会相对抗的。即使刘艳兰被邻居欺负，那么很多时候她也必须隐忍退让。但是，信访制度为村庄边缘人抗争主流社会提供了制度依托。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信访体制的强化，刘艳兰赢得了“崛起”的机会。她可以将上访作为斗争的武器，来状告邻居和乡村干部。面对信访维稳的高压线，基层干部必须重视刘艳兰的诉求。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他们甚至常常不得不偏袒刘艳兰。此外，基层政府还为刘艳兰提供了多次信访救助。

在这个意义上，信访制度为村庄边缘人提供了崛起的机会。信访体制的强化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利益诉求的渠道，同时也为某些乘机谋利者创造了舞台。它不断将新的社会事务吸纳进入行政体制，不断再生产出新的上访群体。

问题在于，村庄社会中的不少行为和现象都是内生的，是可以依靠村庄社会内部自我调节得以解决的。有的问题可能本来就是村庄社会存在和运转的附属品，而不需要刻意去解决。比如，家族势力小的家庭村庄社会中地位较低、上门女婿在村庄社会中受歧视等等。这些问题都跟延续数千年的地方社会传统和文化紧密相关。它们也构成了乡村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村庄才成其为自洽的村庄。

但信访体制强化之后，这些社会事务被传导和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我们试图依靠国家力量来应对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些小事。但实际上，国家也并非万能。它同样有其力所不及之处。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官僚体制变得越来越紧张，运转越来越低效，国家资源又被大量浪费，而小事仍然继续存在。恰如刘艳兰那样，自身诉求没法解决，却使得自己走上了一条上访的不归路。她自己也从一个正常人变得越来越扭曲和偏执。由此，我们得以进一步理解国家塑造农民抗争行为的微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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