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全民企业的利润如何惠及民生

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部门的收入如果能够以分红等方式转化为居民收入，也会最终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收入如何更多惠民生，也是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原因。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资产占比一般都不超过10%，例如法国国有企业总营业额占GDP的比重稳定在10%左右，英国国有企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0.5%左右，日本国有企业净资产占比约为9%，固定资产占比约为11%，而中国国有企业资产已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5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相当于GDP的68%。202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为4.63万亿元，2009-2023年实现了8.63%的平均增速，2012-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平均增速为14.7%，国有企业利润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1983年以后，国有企业普遍实施利改税，这一改革举措在调动了国有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的同时，把利润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国企，成为企业的内部资源。2007年以后，中央财政开始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进行再分配，体现了国有资本由全体人民所有，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全民受益的原则，但是最终用于改善民生的部分仍然有限。

以中央企业为例，其利润形成了“四等分”的分配格局：

一是25%依法上缴所得税；

二是25%归属少数股东，这是中央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形成的结果；

三是2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提取的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等留存收益，用于弥补过去年度的亏损和资本积累；

四是25%母公司可支配利润，即通过上市公司分红和全资子公司上缴利润。其中，母公司的利润留存主要用于积累与再投入、补充国有资本金、并购重组、增强竞争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后才是向国家分配红利。

国有企业红利的主要用途，也是为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改革成本支出，最后才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充社保基金支出。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返用于国有企业资金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解决社会包袱和历史包袱、支持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等任务排在了前面，最后才是支持中央企业带头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整体来看，国有企业拥有庞大的资产规模，但是企业受益用于改善居民收入的比例仍然过低。

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国有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很大部分与垄断有关。有学者将垄断程度和国有化程度两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后分析发现，工业中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电力热力生产供应、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水的生产与供应、煤炭开采和洗选、燃气生产和供应等行业属于国有垄断行业。这些企业的行为表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劳动贡献率普遍不高，但劳动者收入水平普遍较高；

二是资本要素贡献率普遍较高，但股利支付率普遍较低。以上分析仅是第二产业的国有垄断行业，在金融、通信等服务部门，国有垄断问题同样存在。

垄断地位强化了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垄断收益并没能转化为居民收入，而是以利润留存的形式滞留在垄断企业中，主要用于行业内的投资建设，加重了企业部门对收入分配的扭曲。数据显示，1992-2008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份额的比重从19.1%上升到26.6%。2020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份额为26.9%，在整体保持平稳的情况下，金融企业份额从2008年的3%上升到4.4%。 2013年，中央企业上缴利润中用于全民福利的部分仅占6%。

3. 金融、土地等的超额稀缺性收入过高

稀缺要素应当在收入分配中获得更多的份额，但如果某些掌握金融、土地等要素的部门人为制造了不必要的要素稀缺，就会形成超额要素稀缺收入，其本质是对其他要素收入，尤其是对劳动者报酬的挤占，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原因。

资本要素的超额报酬过高是挤占居民收入过低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资金要素主要掌握在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手中，间接融资占比达到70%左右。银行类金融机构对于企业融资成本的话语权非常强，可以通过高利差的形式获得资金超额要素报酬，对其他要素收入形成的挤占作用不可忽视。

从体量看，2023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417.3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22%，而2022年美国商业银行业资产总额为22.9万亿美元，仅相当于GDP的90%。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平均水平不过5.1%， 2020-2023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均值已经达到7.86%，明显超过了金融业更为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银行业的利差变化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更大。从收入结构看，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占比达到76%，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几十家银行类上市公司的盈利，往往占到数千家A股上市公司利润的40%~50%。

由于金融业仍然是以国有股份和集体股份为主，股东分红的机制不够健全，导致金融行业获得的高收入份额以利润留存的形式沉淀在金融机构内部，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例如，上市金融机构的国有和集体股权占比超过90%，但直到2016年部分金融企业才被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在此之前金融行业的巨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转化成居民收入。

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原本就是相对稀缺的要素，很容易获得稀缺性报酬；而在中国，土地成本通常占房地产总成本的30%~50%。2011-2023年，全国成交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到64.85万亿元，其中202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8.14万亿元的历史最高点，相当于当年GDP的8.02%。房地产行业的总利润没有确切的数据，从新房销售金额等数据推测，1999-2022年，房地产行业总利润约为16万亿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这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扩大投资的资金来源，用于增加居民收入的资金很少，这也是挤占居民收入的原因之一。

4. 中国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不足

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税负之高闻名全球，但这些国家的居民所享受的福利保障也令人羡慕。因此，政府获得的收入份额高是一方面，这些收入被用在哪个方面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能够真正将政府获得的收入用于提升居民收入、改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繁荣，那么将对缓解消费抑制、解决总需求不足之困、畅通国内循环起到明显作用。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的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转型国家，说明中国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严重不足。例如，1998-2010年，政府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发达国家中加拿大为18.72%，法国为35.82%，德国为33.48%，日本为23.07%，荷兰为27.46%，英国为27.45%，美国为19.61%；转型国家中捷克为23.19%，匈牙利为26.94%，波兰为27.09%，斯洛伐克为22.06%，而中国仅有5.3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民生支出逐年增加，对社保、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对提升居民收入、修复消费能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及时启动大规模的消费补贴政策。2022年，政府转移支付占全国个人总收入的17.6%，几乎每6美元个人收入中就有1美元来自转移支付，得益于此，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如此大规模的对居民转移支付，是宏观决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操作，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提高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策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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