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论及伊朗神权政府建立者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其本只是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新首相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邀其回国时，仅是想让其在圣城库姆成立类似梵蒂冈的国中国，以安抚宗教势力，却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随着霍梅尼在政治权斗中过关斩将，宗教势力自也席卷政坛，神权政府最终肃清了自由派与左翼政治势力，反美不仅成了国策，也渗入社会与知识界，成为伊朗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

综观上述发展，伊朗的反美情结杂揉历史、宗教、经济、民族、内政等元素，并非民主与共产、美国与苏联等二元结构所能简单动员，自也难随冷战消融；此外美国在伊朗革命后屡兴制裁，重创伊朗经济，甚至击落伊朗民航机，种种举措看似打击伊朗，实是在替反美正当性添柴加火。

长此以往，神权政府即便存在话语垄断危机、经济困境、治理弊病，却总有美国的吊诡助攻相救援，双方因而共构一段敌意高涨的依存关系，直至今日。

一击未成，免疫再起

对美国而言，伊朗的反美现象难以瞬间逆转，过度施压又只会巩固神权政府的统治，故最上策应是以张弛有度的政策，力求“有感施压”，从而迫使伊朗温和派坐上谈判桌，既换得美伊妥协后的政治均衡点，也减缓伊朗反美力道，2015年的JCPOA即为一例。

彼时美国经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骚乱，已无心恋栈中东军事泥淖，又不愿将大好江山拱手他人，便以外交仲裁推进政治影响力。故在伊核问题上，奥巴马先以制裁棍棒教训伊朗，又频频释出谈判讯号的胡萝卜，最终成功获取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为首的伊朗温和派信任，以暂缓对伊制裁，换到核计划的冻结。

然而温和与强硬之争不仅伊朗有之，白宫内部亦然。JCPOA之所以能成功签署，虽有伊朗首肯，却更有奥巴马等温和务实派的大力推动，方能水到渠成；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白宫新保守主义势力崛起，美国的中东政策由此调转风向，由纵横捭阖换成了单边拉拢，以色列与沙特成为美国的中东战略主心骨，巴勒斯坦议题日趋边缘化，伊朗也成了必须强硬管束的对象。

而在特朗普团队中，蓬佩奥（Mike Pompeo）与博尔顿（John Bolton）象征了两种对伊政策典型，前者认为推翻神权政府成本过大，扶持亲美领导人即可；后者则主张神权政体必须瓦解，方有可能让伊朗彻底亲美。而就结果观之，特朗普显然更相信后者的谏言，才会以“推翻神权政府”为目的，在极限施压的窄道上狂飙：先于2018年单边退出JCPOA，又在2019年拉升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道，几乎将伊朗打成石油零出口的惨况，后者更于当年年底爆发1979年革命后最大示威。

然而就在此时，特朗普又重蹈前人过度施压的覆辙，下令美军击毙革命卫队将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结果反倒激发伊朗反美民族主义，遂令此前布局功亏一篑。在伊朗的政治脉络内，外部施压一旦超过临界点，便会化作民粹养分，为神权政府所吸收，致使伊朗再次免疫，政权也终得巩固。

而面对上述发展，特朗普政府似乎麻木不觉，仍坚持对伊朗施打极限施压的抗生素，例如新冠疫情蔓延时，伊朗一度沦为重灾区，面临医药短缺的窘境，美国却仍不肯放宽制裁力道，致使诸多医疗物资进不了伊朗海关。此举不仅遭受国际批评，更被神权政府大加利用，借此煽动反美高潮，以遮掩自身的防疫不力。

局势演变至今，极限施压已成政治宣示，伊朗似被逼到墙角，美国却也几乎无计可施。前者的主要产业皆遭美国制裁，多数政要与企业主也名列海外资产冻结清单，整体经济急速收缩，但神权政府依旧未有倒台迹象，也不曾减缓在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的介入力道，温和派的鲁哈尼更被迫服膺强硬派方针，宣布部分退出JCPOA，美国与温和派的曾经互信，已成过眼烟云。

此外，极限施压除了重挫美国伊朗战略外，也在无形中腐蚀了美欧的一致立场，形同对美式霸权打出一记七伤拳。自从2018年美国单边退出JCPOA后，中、俄、法、德、英、伊朗、欧盟便屡屡呼吁共保机制，并要求美国重回框架。其中法、德、英三国尤其紧张，一来欧亚相接壤，倘若伊朗重回核计划，将威胁欧陆安全；二来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紧扼全球原油供应链的咽喉，自其被特朗普极限施压后，便曾在此扣押英国油轮，释放威胁讯号。

对美欧来说，双方对伊朗期待不同，承受成本也各有差异，美国具备极限施压的本钱，欧洲却极易成为替罪羊，双方自然渐行渐远。面对此次武器禁运的终止争议，英法德皆投下弃权票，便是意在传递对美讯号，盼其停止极限施压举措，重回务实温和路线。

然而美伊关系经此折磨，已难和好如初，伊朗温和派如今声势受创，美国大选又有极大可能上演计票争议的“十一月惊奇”，此次警钟何以奏效，恐非短期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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