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任泽平9月1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时表示，中国应该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来去杠杆，而不是说相对温和地去杠杆，如果与之相反，可能会有更深的隐患。

任泽平表示，中国高杠杆的形成背后有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因此应该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来去杠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去杠杆分为两类，一类是好的去杠杆，另一类是坏的去杠杆。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杠杆集中在三大部门：国企、地方政府、房地产部门。任泽平说，2012年-2015年，市场机制失灵，产能过剩的行业出现困难，导致通缩，利润恶化，国企出现了大幅度加杠杆的情况。政府采取了行政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手段来去杠杆。

任泽平 图片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但是值得重视的是，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游是国企垄断，下游是民企，上游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下游的民营企业面临上游涨价和金融去杠杆(导致的)融资(难)的双重挤压，需要高度重视民企的生存困境和全社会的资源错配，以及某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任泽平说。

他指出，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因为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效率，利润长期高于国企，但是这几年出现逆转。“这种方式相当程度上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因为垄断，因为开放的不足。”

任泽平举例说，中国的制造业是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有企业在制造业中占比只有10%，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加起来占80%，中国制造业取得了巨额的贸易逆差，这是竞争力的体现。与此同时，由于服务业大量的管制，国有比重高达70%、80%以上，效率低，存在贸易逆差。

在谈到地方政府的杠杆问题时，任泽平说，近年来，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放缓，但是预算软约束和支出效率改革有待推进。

“我们知道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政府的占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占有了大量的国民收入，但是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观税负高，政府的收入占比高，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建收入和财政供养。我们看到，单位GDP的财政供养是偏高的，有待于推进改革。”他说。

关于房地产去杠杆，任泽平说，房地产高杠杆的形成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他指出，分析房地产应该是“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这里，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无论是美国、欧洲、韩国，历史数据显示，人总是在往都市圈迁移。

“但是，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区域化均衡发展的思想的指引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土地供给向三、四线倾斜，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背离，造成了人地分离，这是导致一、二线高房价和三、四线高库存的根源。”任泽平说，所谓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以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稳释放。

以下是任泽平发言全文

任泽平：女士们、先生们：我报告的题目是：以改革的方式去杠杆。

为什么用这样的题目？大家知道高杠杆是风险的资源，去杠杆是化解风险。大家留意中国的高杠杆的形成背后有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因此应该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来去杠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去杠杆分为两类，一类是好的去杠杆，另一类是坏的去杠杆，我这里不是相对温和去杠杆，而是以市场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来去杠杆。如果是与之相反，那么可能会有更深的隐患。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杠杆集中在三大部门，国企、地方政府、房地产部门。在过去10年，中国的整个宏观杠杆率出现了过快上升。在全球比较来看，也是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二个我想讲从金融层面，在过去金融自由化和监管缺位导致了影子银行的崛起和监管套利，帮助了非金融部门的加杠杆。商业银行将大量业务从表内转移到表外。中央政府下决下定决心来去杠杆，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也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我们在这样的政策措施下，看到了形势的逆转，也就是表外的回表和非标的转标。可以看到广义货币供应链降到历史新低，过去年均M2增速是15%，今年8月份下降到8.2%。未来，我们应该加强尽管监管改革促进金融回归本原，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第三点是关于国企的杠杆问题。2012年-2015年，市场机制失灵，看到产能过剩行业出现困难，导致通缩，利润恶化，国企出现了大幅度加杠杆。我们采取的行政化和市场化来共同去杠杆。看到逆转，行业集中度提升，再通胀，国企利润大幅改善，国企开始去杠杆。但是值得重视的是，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游是以国企垄断，下游是以民企，我们看到上游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下游的民营企业面临上游涨价，利润过高，和金融去杠杆融资的双重挤压，需要高度重视民企的生存困境和全社会的资源错配和某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这张图清晰展示了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因为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效率，利润长期高于国企，但是这几年出现逆转。这种方式相当程度上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因为垄断，因为开放的不足，我们看到基础性成本过高，我们在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基础性的成本高于美国。中国的制造业是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有比重在制造业只占10%，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加起来占80%，我们看到中国的制造业取得了巨额的逆差，这是竞争力的体现。但是与此同时看到服务业大量的管制，国有比重高达70%、80%以上，效率低，存在贸易逆差。从国际来看，中国服务业也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这样一个投资限制，所以按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未来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一个正常的推理是未来应该大力度大规模放活中国的服务业和部分能源的基础性行业，促进竞争，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第四个是关于中国的地方政府的杠杆问题。2009年-2013年地方债务大幅上升，2014年-2017年，显性的地方债务趋稳，但是PPP的隐性债务大幅飙升。近年来，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放缓，但是预算软约束和支出效率改革有待推进。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的地方债务，一方面刚才讲到软约束的问题，还有一个支出刚性和低效率问题。我们知道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政府的占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占有了大量的国民收入，但是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医疗教育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观税负高，政府的收入占比高，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建收入和财政供养。我们看到单位的GDP的财政供养是偏高的，有待于推进改革。

最后是房地产的杠杆。这个很关键而且存在误解。过去房地产在涨价和货币刺激下大幅加杠杆，居民负债增加，出现了一些消费挤出。关于房地产的杠杆怎么形成？我想这里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我研究了十多年的房地产，关于房地产，我们曾经提出过业内的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也是广为流传的，是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无论是美国、欧洲、韩国，还有联合国的数据，百年数据告诉我们人在往都市圈迁移，因为更有活力，有效率，节约资源和土地。中国的一二线的城市都市圈人口增长，我们看三四线城市，中国的人口迁移向大的都市圈迁移，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在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区域化均衡发展的思想的指引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土地供给向三四线倾斜，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背离，造成了人地分离，这是导致一二线高房价和三四线高库存的根源。所以事实在清晰的告诉我们，所谓的房地产长效机制，我们认为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以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稳释放。

最后，作一个总结，我们应该以改革的方式来去杠杆，以是否推动市场化改革，是否提供全要素生产率，是否从根本上消除了高杠杆的风险的根源来衡量好的杠杆还是坏的杠杆，好的去杠杆还是坏的去杠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