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追凶

每逢工厂淡季，张阿丽会坐一夜的火车到慈利县公安局询问进展。大伯张习文在村子里一直帮她们打听消息，听说张登樊可能在新疆乌鲁木齐打工，便将这个线索告诉了两姐妹。

2002年，两姐妹存够了一万多元，觉得有了钱，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她们辞去了流水线的工作，坐了三天的火车去乌鲁木齐寻找凶手。张玲丽觉得，这个事情不解决，村里人会嘲笑她们，连带伯伯们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心里面对得起父亲，将来就不会后悔。”张阿丽说。

在新疆，张阿丽乔装打扮后，在火车站或汽车站卖手工艺品，她每天盯着湖南来的班次。她把珠子、手串摆在一个披风上面，随时可以捆成包裹走人。晚上姐妹俩在妹妹打工的旅馆挤一张床，能省下住宿费。

她们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在找杀人犯，只说自己是“寻亲的”。“别人一听找杀人犯好紧张，怕惹事上身，说寻亲更容易接受一点。”

姐妹俩在新疆待了三年，却一无所获。一筹莫展的时候，大伯再次传来消息，凶手可能在成都开挖土机。2005年底，姐妹俩的积蓄只剩两三千，她们决定放手一搏，买票去了成都。

她们没有凶手张登樊的照片，唯一的记忆是对方身高一米五左右，头上有一道手心长度的疤痕。拿着地图，逢人便问“周围哪有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围墙进不去，她们就从围墙烂掉的缺口钻进去，找到开挖土机的，“有湖南的吗？有张家界的吗？有身高一米五，头上有这么长一道疤的吗？”一个人不搭理，就问下一个人，直到确认完这个工地上的每一个人。

在成都，没办法边打工边追凶，城市里的建筑工地很多且分散，没办法固定下来。她们在当地住过的最好的旅馆是两个人十元一晚，一两个月钱就花完了。她们睡在公园躺椅上、天桥下面。一天只吃一餐包子，因为吃包子顶饿，还便宜。冬天，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最多只盖一条薄薄的毯子。

“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挫败感很强。”姐妹俩最接近目标的一次，是她们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个老家在湖南郴州、头上有一道长疤的人。“但面相不对，我们跟他说家乡话，他也听不懂。”

在成都的一个菜市场，姐妹俩唯一一次不设防备，说出了寻人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们遇到了一个长相特别像妈妈的人，对方圆圆脸，很爱笑，还邀请她们吃了顿饭，“那次，我们没有骗她。”

2007年后，她们在四川待了两年。村里人打听，张登樊在东莞市大朗镇的一家毛织厂做工，她们再次出发。大朗镇有七八十家毛织厂，大型毛织厂有几千名工人。“在外面没有办法确认”，张阿丽就进毛织厂做工，张玲丽在毛织厂周边的旅馆工作。

每到一家毛织厂，同事都觉得张阿丽“是个活跃的人，嘴巴乖”。车间组长不让说话，她趁对方不注意，到不同的车间串门打听。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桌打听，等别人吃完了，她再去下一桌打听。有的工厂工资要压一两个月，她不要求给工资，包吃住就行，“我可能十天半个月就确认完一个厂了。”环境逼迫她性格变得开朗，逼着自己去和别人说话。

姐妹俩还去过东莞万江、广州、惠州等地，均一无所获。2008年，张玲丽选择留在了惠州，“一直没有线索，有想过放弃，又很挣扎，想安定下来。”每当想要停下来时，听到消息，又放心不下，“如果不去，希望更遥远了。”

她每次看到年纪相仿的人背着书包经过，眼里满是羡慕，但越是处境艰难，越激发了她为父亲复仇的渴望。“否则，我一辈子压在心里面，干什么都伸不开手脚。”

推倒追凶路上的最后一堵墙

2012年，张阿丽和张玲丽追凶整整十年，姐姐30岁，妹妹28岁。在老家，同样年纪的女性已结婚生子，而她们漂泊在陌生的城市，隐瞒着自己的过去。张阿丽说，“这么多年清明节从没回过家，要把所有的钱省下来去找凶手。”

张玲丽姐妹家的老屋。来源：澎湃新闻

过去，姐妹俩有目标，后来没有消息，“我们也很茫然”，张阿丽说。她们不再频繁地换工作，努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张阿丽留在东莞的工厂打工，但每到周末，她都去附近的工业区转转，遇到老乡就记下电话号码，每隔一段时间打电话问，有没有遇到类似特征的人。为此，用掉了很多手机内存卡。

“追凶”的转机出现在2019年。父亲张国恒过世时，被族人葬在距离张西卓家不到20米的山岗上，不知何时，张西卓家人在他的坟边砌了一堵水泥围墙。这一年春节，张阿丽为父亲上坟，发现了围墙，她和伯父们到张西卓家，要求把围墙后退2米，但张西卓一家不同意，他们便用工具推倒了围墙。

张西卓一家在张国恒坟旁修建的围墙，现已被推倒。来源：澎湃新闻

张西卓的女儿张元春在阻拦拆除围墙的过程中被砸伤住院，因赔偿金额调解协商无果后，当年7月，张元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阿丽赔偿损失一万三千余元。

张阿丽回忆，当时她回应：“我爸爸被你弟弟活活杀死，把我爸爸这边赔了，你这边该赔多少，我赔多少。”

张玲丽收到姐姐发过来的推墙视频，这是两家人时隔多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视频里的咒骂与撕扯，令她心痛。她在微博上发帖维权，曝光了推墙事件和命案的由来。随后，多家媒体报道跟进了此事。

2019年8月22日开庭当天，张元春与张阿丽同意调解，张元春放弃对赔偿损失的要求，并保证再次砌院墙离张国恒坟1.5米远。

因为这场冲突，张国恒25年前因“赶水”纠纷被杀案件也再度引发关注。

2019年9月29日，张登樊终于在广东落网。

慈利警方通报称，案发后，因刑事侦查技术手段落后，加之当时交通不便，且张登樊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能够使用的侦查手段非常有限，此案一直没有进展。张西卓始终向民警否认自己以及近亲属与张登樊有过联系，且称自己与大女儿张元春关系并不好，未曾联系。但砌墙事件发生后，民警在一次常规的调查走访中了解到，张元春主动联系了张西卓，顺着这条线索，2019年，张登樊被发现早已获得新户口并更名为“张鑫”，且已在广东成家。

张登樊落网后的第二天一早，张阿丽打给刑侦队的大队长，确认了消息属实，她稍稍松了一口气，打给了妹妹。在电话里，她们安慰着彼此：“以后，我们可以只为自己的家庭、小孩活着。”

2021年3月17日，张阿丽姐妹收到了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判决书中记载，张登樊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属丧葬费36650元。其姐姐张元春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张阿丽姐妹对一审判决的民事赔偿结果并不满意，3月24日，她们提出上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除一审认定的丧葬费以外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逾120万元民事赔偿。张阿丽告诉记者，“这么多年的付出，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但因为年代久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都没有开具票据。

4月下旬，记者从张西卓处获悉，张登樊不服一审判决结果，继续上诉。张西卓表示，儿子和女儿的刑期都判得太重了。此外，张西卓认为，当年已经做出了“赔偿”，张西卓称，张国恒遇害后，其族人将自己家里的耕牛、小猪、粮食、碗筷等都拿走了，张阿丽姐妹的三伯张国祥则否认了这一说法。

6月17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审被告张登樊、张元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玲丽、张阿丽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湖南高院的判决书显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原判对张阿丽、张玲丽所受物质损失丧葬费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和标准，张阿丽、张玲丽请求判赔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无法律依据。

被改写的人生

虽然案件有了结果，但姐妹俩的人生被永远地改写了。

2009年，为了应聘上工厂办公室的会计文员，她办了一张假的大专文凭。“我打字快，口才也不差，面试时没有文凭不行。”她很珍惜那份工作，默默学习跨部门的业务，又应聘上了人事岗位。

2013年秋天，31岁的张阿丽选择了回家相亲。大伯劝过她，“如果你也嫁到外面，父母的根都没有了。”乡里的人老了希望落叶归根，逢年过节，有人能去坟头上一炷香，有一份责任在。她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

现如今的张阿丽与张玲丽。来源：澎湃新闻

相亲时，她和家公家婆见面，只提了一个要求，“同意我花时间忙爸爸的事。”那时候，村里的彩礼普遍是两三万，她没有要彩礼，也没有要求三金。

回乡结婚生子后，她依旧没有放下爸爸的案子，跑了很多趟有关部门，抄下办公室门牌上的电话号码，在门口一蹲就是一天。

她把儿子扔在家公家婆的老家，儿子找不到她，急得咬奶奶的手臂，她才重视起和孩子的交流。张阿丽不想让儿子知道真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

如今，张阿丽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文具店，距离老宅只有七八百米。儿子到了上幼儿园大班的年纪，她每天早晚骑着摩托车接送儿子上下学。她去网上查“如何和孩子沟通”、“关心孩子的五个问题”，并用签字笔一字一顿地摘抄下来，贴在文具店收银台的玻璃柜上面。她想要给孩子一个完整幸福的童年，弥补自己童年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