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黑龙江的“曹园”后，河北邯郸的“袁府”又成了当代乡村“宫殿巨制”的代表。网传这一建于农田间的“府邸”宫殿林立、亭台楼阁俱全，人工湖、戏园、别墅、招待厅纷纷布局其中，别有洞天。

据“侠客岛”公众号（xiake_island）4月20日报道，4月18日，邯郸市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情况，深宅大院确属违法占地，不过听上去人家不是私宅，而是由百余间养老用房构成的“中式仿古养老院”。

岛叔也研究了一番内情，毕竟历史不远，土豪院落总让人浮想联翩。

绝非是可一“惊”而过的话题。

文内图片均来自侠客岛

网传“袁府”建筑群图片

大院

岛叔此前在北方农村调研，很是惊讶于一个现象：很多村庄深宅大院林立，一家比一家高，后期房屋永远要比前期房屋高一截。

“高大，家徒四壁”，这是普通农家的普遍状况——一些农家常年省吃俭用，连电灯都舍不得点，就是为了建一个像样的楼房。

为了啥？北方村庄如此盛产“高楼大厦”，自有其内在的社会机制。简单点解释，一个带门楼的房子，是家庭立足于村庄的基本条件，尤其为即将结婚的孩子准备好“华丽”居所，极具“立门户”的社会意义。

房子的第一要求，高大——最好是能“压死”邻居、撑起面子的那种。很多村庄的民间纠纷，也正是源自于邻居之间的楼房竞争。一争高下的原因倒不是城里人所说的什么“采光权”之类，而是，谁也不想成为在房子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一个。

曲周县寺头后街村的“袁府”，就是一座寻常百姓家不可企及的“华丽宫殿”。当地流传的“袁府”这个词，也很有隐喻意味。一方面，它显然有点乡土味，符合北方农民对自己院落的称谓；另一方面，也难免勾起人们的一些历史想象，比如，封建社会时期“地主大院”的往昔。

据4月18日邯郸市调查组发布的初步调查情况，“袁府”违法占地54.23亩。规模之大，实在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难怪会在冀南一带远近闻名：它得“压死”多少乡亲。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袁府”的主人、网传历时数年“打造皇宫”的袁平年，一度是以“乡贤”的形象出现的。

一方面，乡亲们敬重他。当地媒体报道，这个大院在当地语境里，是以复兴宗族文化的名义建造的：“袁平年先生为体现袁氏宗族精神，亲自参与宗祠设计并与当地村民介绍此举意义，希望村民给予支持，放弃耕地，转变理念，着眼新发展，找到新路径，参与到建设中来。”

这么说来，“袁府”实在是袁府主人乃至于袁氏家族扬眉吐气之举，但对别的村民而言，却无异于赤裸裸的社会竞争。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其奉为座上宾。

曲周县是一个普通农业县，经济条件并不好。而公开报道显示，袁平年上世纪80年代下海搞建筑工程起家，2010年左右去广西玉林市进行房地产开发，成立广西洪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当然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客。

当地媒体称，“在商业上的成功之后，袁平年先生不忘带动家乡经济建设，以投资人的身份在邯郸当地入股多家公司，并积极扶持相关企业发展。”由此也可见，地方政府和袁平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深。

疑问

“袁府”曝光后，看客们会有两个疑问：

其一，“袁府”存不存在偷梁换柱、搞私人会所的问题？

黑龙江的“曹园”殷鉴不远，又来一个“袁府”，这一质疑也有其必要性。从已经透露的信息看，如此看法亦非空穴来风。

在地方叙事里面，“袁府”本来就是“祠堂”，可不是什么养老项目，这或许也是“相关村民接受放弃农田的安排”的缘由。

而从这回县政府的回应看，该项目性质则几经变更。据曲周县相关说明，袁府最早以种植项目立项，使用第四疃镇寺头后街村、杏园村土地102.69亩；2017年7月，经当事人赵京申请，又将其中54.23亩土地用于建设“曲周县桂昌养老中心项目”。操作连连，不让人怀疑才怪。

其二，当地的政商关系正常与否？

网络上刚出现对“袁府”的质疑，曲周县方面便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回应、为“袁府”站台。譬如，“经查阅《曲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年）》，该宗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该项目已经曲周县民政局批准，该宗占地已经省政府批复同意转征收。因此，曲周县桂昌养老院项目不是袁平年违法占地，该项目也不是占用基本农田，更不存在历时7年，现有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的情况。”

可惜的是，从邯郸市的最新回应看，这个站台实在是站不住脚。这回邯郸市的通报指出，养老项目“袁府”存在未批先建、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问题，上述54.23亩的违法占地中包括坑塘水面30.94亩、建筑物12.54亩、绿化用地10.75亩。曲周县方面是真不知，还是故意装不知，给人无限遐想。

最新信息表明，“袁府”里一些违规使用的建设用地未通过招拍挂程序即被圈进了该项目里，而仿古建筑群被国土部门发现后虽收归了国有，却也不影响“袁府”自身的整体格局。这是在保驾护航？

邯郸市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情况

折腾

说实话，我们不愿以最坏的心理揣度类似“袁府”这样的事。然而，基层社会实在是禁不起各种折腾了。

熟悉基层的人都会感叹，现如今，村庄基本上失去了社会整合的能力。过去，哪怕是村民之间竞争激烈，但总要讲点地方型规范。比如房子建得再高大，总得顾及邻居的感受；一家建房，邻居瞧着有意见，总还可以让村干部来协调。而今却动不动就要上访，甚至诉诸法律。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过去几十年，国家“送法下乡”效果不彰，而今，老百姓竟然主动“迎法下乡”了。法律当然可以对事情作出裁决，却未必能调节社会关系。

如果“袁府”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养老院，估计人们不会有任何反应。但从地方情景看，该项目显然未脱于当地社会竞争的逻辑。普通村民之间的竞争，大家还可以“忍受”；但一个外出乡贤，回到家乡使出“杀招”，谁受得了？

多年前岛叔在北方某村调研，该镇的首富在村里建了一个巨型楼房；因为信佛，主人还在楼顶建了一个佛堂，供起佛像，村民都可以前去烧香祭拜。这真是让村民又爱又恨——几个村的村民之间有矛盾，都可以找这位首富调解，他也乐意；但这个压倒一切的房子，却是一种威严，让人喘不过气了。

另一方面，类似事件也再度牵出了“资本下乡”的老话题。在岛叔看来，农村虽大有商机，却未必适合工商资本大规模进入。

毕竟，农业是一个利润极低的行业，工商资本要在其中赚钱，更是难上加难。过去一些年，很多地方政府通过各类补贴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同时还积极帮忙流转土地，甚至不惜以政府的声誉做担保。末了，工商资本亏本了、跑了，甚至部分村庄还沦为资本任性胡来的乐园。老百姓不干了，当地还得自行收拾烂摊子。

哪怕“袁府”真是个养老项目，按这种投资法，资金回报率实在是低——企业家当然可以做慈善，但是这种做法么？企业当然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各类补贴来减少压力，但对地方政府而言，这么投入又是为了啥呢？

“袁府”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项目”合不合规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了世道人心。

人们需要一个相对温和的生活环境，让社会竞争少一些，尤其要避免非常态的政商关系进一步撕裂基层社会。

（文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吕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