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普网截图

上游新闻从维普公司官网了解到，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的前身为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数据库研究中心，是中国第一家进行中文期刊数据库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数据库产业的开拓者，数据库研究中心于同年自主研发并推出了《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是中国第一个中文期刊文献数据库，也是中国最大的自建中文文献数据库。

公司网站维普资讯网建立于2000年。经过多年的商业运营，维普资讯网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中文专业信息服务网站，以及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文献服务网站，几乎与北京知网齐名。

2014年，当时的重庆新闻出版局在北部新区做了一个数字出版基地，维普公司是数字出版数据基地的核心企业。维普当时有一个项目叫仓储式数据平台，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数字出版项目之一，项目本身就包括了学术内容的数字出版。

在法庭上，吉考公司负责人蔡晓伟介绍，由于维普公司没有稿件来源，没有办法联系作者，于是找了合作多年的吉考公司做了收稿的合作方，同意让吉考去联系论文作者，做收稿和初审的工作，同时收取论文刊发的版面费。版面费由维普公司和吉考公司按约定比例分配。

法院查明，从2014年10月以来，吉考公司负责人蔡晓伟以吉考公司的名义与维普公司签订“征稿服务协议”，负责九类合作期刊的宣传、征稿、初审等工作。

此后，蔡晓伟、胡静等人以维普公司的名义成立了编辑部、排版部和发行部，通过电话、QQ或微信等联系方式联系有论文发表需求的人员或代理进行征稿，并自行开发了一个“稿件管理平台”，实现征稿、排版以及与维普公司进行论文对接。

在收到作者的论文后，先提交到“稿件管理平台”进行论文重复率检测，通过则自动上传系统，不通过自动打回。

吉考公司对通过的论文进行排版，并提交给维普公司。一期论文数量征满后，经维普公司三层审核后收录至维普网，供读者公开浏览。甘雷介绍，收稿并非有稿必发，通过重重审核和淘汰之后，论文刊发比例一般在投稿的50%左右。

吉考公司则将已经收录的文章印制成纸质期刊，免费赠送给需要纸质版的论文作者，让其拿去评选单位职称或收藏。在这个过程中，吉考公司将会向论文发表成功的部分作者收取数百元不等的版面费。

其中，排版部负责人甘雷负责将收录上来的论文进行简单排版，然后上传维普网审查，而发行部负责人杨东则负责将通过审查并刊发在维普网上的电子论文下载下来，然后根据论文作者的需要，发给河北廊坊的胡某，印制成册，免费邮寄给留下地址的论文作者。

2016年，与吉考公司相熟的黄治飞觉得这种模式可行，于是成立了纵域公司，并单独负责《医药卫生》版块的论文收录排版，他还让外侄女钟某负责稿件的初审。

吉考和维普谁是出版单位

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蔡晓伟等人为获取经济利益，与维普公司签订电子期刊版面合作协议后，在自己未取得出版物从业资格的情况下，即以维普相应期刊编辑部的名义从事涉案期刊的出版、印刷、发行活动，属于变相经营涉案期刊，其编辑部未经过审批，是私自设立，故属于非法经营行为，犯非法经营罪。

蔡晓伟等人的一审辩护律师认为，双方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吉考公司负责合作期刊的宣传、征稿、初审等工作，维普公司负责所有合作期刊的终审、排版、印刷、收录上网等工作。

之所以如此约定，原因在于吉考公司不是连续型电子期刊的出版单位，只有维普公司才是经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许可的出版单位，因此双方的定位十分明确，吉考公司帮助维普公司提供论文，维普公司负责出版发行，因此检方指控的所谓吉考公司成立的所谓“编辑部”根本就不是出版单位。

重庆市文化执法部门曾经对维普公司的处罚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交了一份重庆市两江新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局出具的2016年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决定书表明，2016年9月12日，两江新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局执法人员发现市面上有从维普网下载的论文纸质书出现，于是通过对维普公司进行巡查，发现了《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等9种成册的纸质期刊，认定其行为涉嫌出版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质量标准和规范要求的电子出版物。

吉考公司的出版部负责人甘雷介绍，当时查获的纸质版论文集实际上就是吉考公司下载的维普网论文，然后根据论文作者需要印制的。“违规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期刊上标注有收费价格，每本10元，因此算印刷物。”

最后，执法部门处罚了出版单位维普公司一万元，并责令改正。随后，维普公司出文件要求征稿合作方不能再以纸刊名义宣传征稿和印刷，对于部分作者要求补打纸质版本，也由收费改成免费赠阅。自此之后，维普与吉考的论文发表合作模式再未遇到任何麻烦，也再未被执法部门查处过。

但法院并未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依然坚持判决7人有罪。

二审将进行无罪辩护

目前，案件一审判决后，判刑较重的蔡晓伟、胡静、黄治飞等三人已经提起上诉，蔡晓伟还聘请了知名律师徐昕和王万琼担任自己的二审辩护人。

对此，律师徐昕和王万琼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本案可以说是非法经营罪被“口袋罪”化以及司法实践中重刑主义泛滥，缺乏刑法谦抑性司法理念的典型案例。为此，他们将对蔡晓伟进行无罪辩护。

根据合作协议，吉考公司虽然负责涉案电子期刊的征稿、初审稿件格式，但吉考公司并不能直接将论文稿件上传维普网，也不能直接生成某一期电子期刊，更不能直接在网络出版发行，而必须通过维普公司，在维普网终审（包括形式和实质审查，如论文重复率检测、论文有无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违法、侵权的内容）之后，由涉案连续型电子期刊的主办单位、出版单位维普公司将之出版发行。

可以看出，吉考公司虽然基本负责征稿以及初审稿件，但最终的出版单位是维普公司，而非吉考公司，吉考公司仅仅是根据和维普公司的合作协议向维普公司提供拟出版的论文而已。这便决定了吉考公司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出版单位。吉考公司和纵域公司收取的版面费也是论文在维普网刊发的平台费，部分会上交维普公司，而非作者购买纸质刊物的费用。

徐昕认为，本案明显区别于私自设立期刊社在没有刊号、没有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征稿、编辑成册后出版发行的情形。吉考公司的行为仅限于为有资质的合法的出版单位维普公司提供拟出版的内容，该行为明显不属于出版活动。

上游新闻记者走访了国内出版界资深业内人士唐先生，他表示国内目前认定的非法出版只有两种非法，一种内容非法，一种出版的流程非法。“法院可能就是认为，既然你吉考出版了纸质书，但吉考没有出版单位资质，所以认为其出版非法。”

唐先生表示，实际上，业内普遍认为维普网将通过审查的论文放在网上才是出版行为，这是一种电子出版，而纸质版不是出版的终极状态，这只是一个中间状态，只是为了满足作者的特殊要求。因为电子出版的唯一标准是在维普网上查得到论文，这才意味着论文出版。因此吉考公司印制纸质版刊物免费赠阅的行为不应该被认定为出版。

唐先生认为，对于赠阅期刊是否涉及印刷，实际上只需要两个标准：只要没有通过印书收费，而且没有公开发行，那么就不能称为印刷。

蔡晓伟在会见律师时也表示，吉考公司帮助维普公司征稿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完善维普的论文检测系统抓取数据，而不是依靠收取的每篇几百元版面费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