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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丰厚的妆奁除了对婚姻和家庭有积极作用之外，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厚奁带来的消极影响。

我们之前提到，清代奢靡之风盛行，嫁妆也受此影响，极尽夸耀，普通人家甚至不得不倾家荡产来备办嫁妆。

直隶《成安县志记载》：“装奁一节，成邑奢靡太甚……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类似的记载在清代的地方志中不在少数。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那些拿不出像样嫁妆的家庭只能拖延婚期，直接导致儿女的婚嫁失时。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女家希望男家多送聘礼，男家自然也期待女家多给嫁妆，如果拿出不像样的聘礼和嫁妆，就不得不推迟结婚的日期，对于双方家庭而言，都是很大的压力。

在研究中，我发现最难办的其实是那些中产之家。富人有钱，厚嫁女儿自然也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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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之家温饱尚难解决，更谈不上为女儿筹备什么丰厚的嫁妆，甚至没有任何陪嫁。

而中产之家就比较难了，一方面为了身份和面子，不愿意向男方多要聘礼以落得个“卖女”的名声，另一方面又不能少陪女儿嫁妆，以维护自家的体面，只能尽力筹措给女儿备办齐全的嫁妆，甚至倾家荡产。

比如清代名士汪士铎就说过，到中年时自己虽然“家虽日裕”，却还是有病都不敢去看，原因就是他有5个女儿，一想到她们都需要嫁妆，就什么钱都不敢花。

中产之家多数人都读过一点书，一些人甚至拥有功名，因此他们较贫困之家更为在乎体面、讲究仪节，努力追逐社会风尚而避免为他人所耻笑，把自己和女儿都困入在了厚嫁的陷阱之中。

文人家庭顾及的是体面，没有文化的普通家庭可就只在乎经济利益了。

男家在付出聘礼之后，对于女家能够提供的妆奁都有一个期望值，当女家陪送的妆奁低于这个期望时，新妇在夫家的处境就会比较艰难。清代不少地方志中都有舅姑（就是公婆）由于嫁妆不敌聘礼而迁怒于新妇的记载。

公婆对于儿媳的不满也会直接影响到新婚夫妇的关系，让丈夫对妻子有所偏见和轻视，除了影响婆媳、夫妻关系之外，妯娌之间对于嫁妆的攀比也会使家庭矛盾不断激化，如果女性妆奁不够丰厚，往往会被妯娌奚落，有时人感慨：“男家之不识事理者，犹以妆奁多寡揶揄；妯娌行坏俗不情，莫此为甚”，让嫁妆成为引发诸多家庭矛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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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集讲了嫁妆的公开抬送，外人都等着看嫁妆是否丰厚，于是有些家庭就开始使用一些欺诈的手段，让嫁妆抬送时看起来很体面，但实际都是虚假的东西，这无疑也为婚后的家庭矛盾埋下引子。

平步青在《霞外随笔》中记载了江浙一带“借奁”的风俗，就是嫁妆中很多东西都是借或者租来的，抬送时看着非常奢华、丰厚，一旦婚礼完毕，东西就都纷纷还了回去。有过分的女家甚至没有一样是真正陪送的东西，全都是借的。

山西《洪洞县志》记载说：“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就是用劣质的东西假冒金银财宝，或者以好看为名，让男家先去借一些首饰和币帛，说是在送嫁妆时充充面子，用完即还，可是一旦借来之后就不还了，或者以次充好地还回去。

这样的做法，婚是结了，两家也由此变为仇人，甚至婚礼完毕就直接去打官司了。方志的作者们呼吁百姓切不可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情，不要让这种不良风气蔓延开来。

的确，对于奢嫁和婚嫁论财风气给家庭带来的不良影响，一些士人深表忧虑，疾呼应当力挽世风，让年轻能够及时婚嫁。一些士人还以身作则，拒绝与拥有厚奁的女子缔结姻亲，以示对不良风气的抵抗。

比如文人龚炜就表示，“予素持婚嫁不计聘奁之论”。有人给他儿子说媒，对方是一个商人之女，说“奁资可得数千金”，龚炜拒绝了，而为儿子另外定了一门普通人家的亲事。

钱塘读书人汪魏美，娶了一位官员之女，婚后，汪魏美看到妻子服饰奢华，就对妻子说：“吾本寒儒，得连姻贵室，所望知礼义、孝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理绮绣之饰，毋庸也。”

妻子听后就把奢华的服饰都退去，把侍婢也屏退了，荆钗布裙操持家务，汪魏美觉得这才是自己理想的妻子。

但这些士人的反抗，并不能完全扭转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厚奁的风气又引发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说溺杀女婴、送女儿去做童养媳和抢婚。

中国自古就有溺婴的记载，许多家庭出于贫困等方面的原因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溺杀，由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溺杀的婴儿中以女婴为多。

清代许多地方都有“民间生女多不举”的记载，而厚嫁的风气就是导致溺婴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慈利县志》记载了当地人溺女的两个原因：一是因贫困而置办不起妆奁，二是因贫困没有时间精力和经济条件让女儿缠个小脚不干活，而大脚女孩子将来难以出嫁，所以干脆生下来就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