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合同法：到底有没有超前？

2008年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在诞生之初，就不乏“过于超前”的争议。虽然许多人认为，这部法律充分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劳资双方建立更为和谐的关系；不过，不少批评意见也认为，劳动合同法推高了企业成本。

具体说来，例如试用期员工的工资企业不能随便定，按照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另一个例子便是，此前东莞统战部长所提到的、同时也遭到民间炮轰的“取消经济补偿金”建议。

按照现行法律，劳动者在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然到期终止时，企业仍然可能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用人单位终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东莞统战部长李小梅曾建议取消经济补偿金

此外，新法还有很多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条款，如“老、弱、病、残、弱”员工，很难再推向社会，使用这些员工的隐性成本也是不小的。

由此可见，无论从显性成本还是从隐性成本来看，企业用工成本都会有所加大。这一问题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影响较大。因此，“珠三角”、“长三角”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渐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甚至是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

然而，就业却真真正正是个大问题。虽然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腾飞的广东，正在努力地通过“腾笼换鸟”来转型，可全面铺开高新技术企业却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维持一定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保证就业，乃至社会稳定都是极为必要的。

不过，客观来说，楼继伟曾提到的“工资刚性”上涨，却正在逐步侵蚀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基石。

按照吉利老总李书福在今年政协大会上的说法，劳动力成本十年来上升了2.7倍；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超过银行基准利率2倍以上，物流成本是发达国家2倍，许多企业“五险一金”占工资总额的40%左右。对此，李书福不禁感叹：“制造业利润比刀片薄，还不如在资本市场上讲个故事！”

争议中的劳动合同法

很大程度上，对企业而言，问题也并非只是用工成本的上涨；更重要的是，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下，企业很难处理好“能人”与“懒人”的问题。这便是楼继伟经常提到的“灵活性”问题。两会期间，楼继伟也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

“《劳动合同法》……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它所构建的用工的基本模式，是那些标准工时的模式，也不太适合于灵活用工的模式，对于在职的职工保护比较多，实际对于新入职的人，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就业是带有歧视的，我曾经做过分析，一个是没有激励去提高职工的高技能，因为企业如果加大了企业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的就形成歧视。”

楼继伟指出了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两大主要后果：企业不愿对员工培训加大投入，因为培养出来的“能人”随时可能会走掉；但另一方面，企业却又很难解雇“懒人”，而懒人占据的人力成本却又导致企业无法补充足够的新鲜血液。

楼继伟所说的是，新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合同。这种合同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用工模式有点类似。日本企业用工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长期雇佣，这一特点为日本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从当下的情况来看，日企人员缺少流动、固化，企业创新动力匮乏等问题，也对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言在日本工作学习十多年，又长期追踪报道日本企业。他曾向观察者网透露，日本著名企业三洋的亏损（已被海尔收购），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机制太死板，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弊端丛生，用工固化导致员工一步步丧失了进取心。

因为日本雇员都是以本企业资历来计算薪水的，像国内惯常的做法，空降一个高级经理人，这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养了很多50多岁的人，工资等支出很高。”

事实上，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在保护了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让劳资纠纷因此井喷，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劳务派遣出现非正常繁荣。其他诸如加班等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条款无法执行被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