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业迁出”与泰国产业发展滞缓（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后，东亚产业链变迁对于泰国而言，开始转变为“产业迁出”的情形。随着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日益凸显，日本和“四小龙”逐渐将其对外产业转移（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焦点由泰国转向越南等国家。在此背景下，泰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趋于下降，但由于泰国未能及时出台扶植新兴产业的政策，其产业发展总体上较为滞缓。

泰国产业政策的演进较为保守，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产业政策与此前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总体上依然偏向于支持以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传统制造业。需要首先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政权迭代频繁，观察该国这一时期产业政策演进的特征，重点只需锁定执政时间较长的炳政府（1980—1988年，共8年）和他信政府（2001—2006年，共5年）。他们各自是保守力量与革新力量的代言人，也分别代表了泰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政策取向。对比泰国在炳执政时期和他信时代的产业政策，其支持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方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具体而言，炳政府通过信贷支持、税收优惠和扩大开放的方式增强农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举措，在他信时期分别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续甚至强化。例如，在炳政府提高农业贷款便利性的基础上，他信还提出了农民债务缓期计划，金额达36亿美元，进一步通过信贷手段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与农业政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的持续性与高效性形成鲜明对比，泰国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总体而言相对较小。1980年启动的五五计划，曾包含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的设想，但最终因为资本投入不足而未能实现；此后在外资的驱动下，泰国政府又进一步将政策重点收缩并聚焦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

虽然在新资本集团（他信、英拉）执政的几年里，泰国政府也出台过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但其力度与成效并不明显。比如他信在其第一任期内，曾为了保护电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而适当放缓了自由化的速度，但基于国际制度压力，以及国内传统产业部门对于扩大国际市场的需求反馈，他信进入第二任期后，很快又恢复甚至扩大开放的力度。从他信政府的整体产业政策体系来看，他信政府重点强调的还是对泰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巩固，对于泰国未来产业发展定位是将曼谷建设成为“东方底特律”和“时尚中心”，其实就旨在进一步强化泰国汽车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的优势。

在上述产业政策的调节之下，“产业迁出”对于泰国产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泰国的产业结构长期无法实现转型升级。从工业化起步至今，农产品加工业以及更基础的农业部门依然是泰国的两大支柱性产业；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的轻纺工业和汽车制造业在泰国工业发展史上也长期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产业部门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是建立在土地（农产品种植）和劳动力这两大基础要素之上，相比较之下，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泰国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并不活跃，遑论成为国家产业与经济的支柱。

在制造业内部，商品出口情况可以大致反映泰国制造业各子部门的相对实力。表2列举了2000年和2015年泰国贸易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产品种类。2000年，上榜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到了2015年，虽然出现了“货车和服务车”和“石灰、水泥等建筑材料”两项重化工业产品，但“大米”“天然橡胶”“腌制的肉杂碎”“木屑、刨花、废木”以及不同形式的纺织品等依然高踞榜单前五位。这种变化情况说明，泰国的产业结构在此期间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与纺织业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表2 2000年和2015年泰国主要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是一国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它主要用来说明该国某产品在世界市场是否具有优势。其取值在-1至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竞争力越强。）

首先是农业部门。大米、木薯和橡胶一直是泰国主要出口的商品，泰国也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第一大木薯出口国，以及第三大橡胶出口国。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泰国橡胶年产量在全球橡胶总产量中占比高达1/3，年出口量占全球橡胶总出口量的40%-45%；与此同时，泰国大米和木薯的出口量分别多达903吨和456吨，出口金额分别为53.4亿和21.6亿美元。这三种农产品无疑是泰国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但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资本一般较少向其它产业部门转移，农业出口的增长无法为泰国的资本要素积累作出太多贡献。

其次是农产品加工业与纺织业，它们同属于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农产品加工业的主要产品为各类水果、蔬菜与海鲜罐头等，这些产品都以外销为主。以金枪鱼罐头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金枪鱼罐头出口量在全球总出口量中所占比重长期稳定在50%左右，2014年金枪鱼罐头产量高达43.3万吨，其中大部分出口至欧美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纺织业一直是泰国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部门。2014年，泰国纺织业企业数量超过9000家，拥有120万以上的从业人员，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高达20%。

虽然泰国在这两大轻工业部门上具备较强的出口能力，但它们都存在共同的问题，即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高质量的原材料或生产设备。例如，泰国生产金枪鱼罐头所需的鱼肉原料，将近90%依靠进口；纺织服装的生产也需要进口高档纺织原料和纺织机械，其中高档纺织原料的进口额占泰国纺织服装总出口额的比例甚至高达1/3。这种进出口特征反映了泰国农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一直处于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的事实，也进一步说明这些产业部门在泰国所能创造的附加值较为有限。

作为制造业的支柱，泰国汽车制造业崛起近30年来，也未形成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其生产和出口的产品都以“日系车”为主。在泰国约200万辆的汽车总产量中，仅日本三菱汽车一家的年产量就超过40万，占比在20%以上；除三菱外，铃木、丰田、本田、日产等日本汽车企业也先后在泰国设立加工厂，并成为泰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线，是泰国汽车产能的主要创造者。这说明泰国汽车制造业发展主要依托的是承接跨国汽车产业链中的加工组装环节。

最后，再反观泰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其取得成效相对而言更为有限。从2000年到2016年，泰国中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占制造业总附加值比重的变化幅度并不大，由38%增长至40%。在此基础上，从2000年到2016年，泰国工业竞争力得分仅上升0.02分，工业竞争力排名也只实现了极小幅度的上升（由第25位上升至第24位）。与上述各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相比，泰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相对滞缓的。

除了宏观层面的生产与出口情况外，泰国主要企业的业务范围变化也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反映泰国产业结构固化的事实。如表3所示，在1980—2019年间，泰国排名靠前的家族企业所涉产业部门并未发生太多改变。这些财阀从20世纪80年代起长踞泰国财富榜的前30位，是泰国资本力量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发展的先驱。如果这些企业未能先行进军新兴产业部门，仅凭其他较小规模的企业，可能难以推动泰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表3 1980—2019年泰国主要财阀业务范围的变化）

作为产业结构固化的结果，泰国21世纪以来人均国民收入也难以实现进一步突破，直至2018年才首次突破6000美元，泰国困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长至今已将近40年，成为东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