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雁行模式”确立：“四小虎”与中国经济起飞，“四小龙”成为高收入国家

20世纪80-90年代，东亚“四小龙”相继在 “四小虎”以及中国等地投资建厂，将其轻工业或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海外，同时接受来自日本的重化工业转移，东亚产业链由此开始延长且趋于精细化。此外，东亚生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甚至产品内分工转变，主要表现为制造业领域里“日本承担研发设计环节，‘四小龙’负责零部件生产，‘四小虎’与中国作为组装加工者”的跨国分工格局。这正是闻名于世的“雁行模式”（Geese-flying Pattern）。此次产业链变迁，建立在日本、“四小龙”与“四小虎”、中国共同形成的产业竞争力与经济发展的阶梯式结构之基础上。随着参与者的增加，所涉产业部门的多元化以及产业链分工日趋细化，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也达到了空前紧密的状态（如图2所示）。

（图2 东亚产业链“雁行模式”的确立（20世纪80-90年代）图表为笔者自制）

20世纪80-90年代，“四小虎”和中国承接来自日本和“四小龙”的加工制造业，都以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或日用消费品工业首先取得进步。其中，菲律宾虽然早在1970年前后就已实现制造业对农业的赶超，但直到进入80年代后，制造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才基本稳定在25%-28%之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制造业产值占比（34%）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占比（29%），此后二者差距持续扩大；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都是在1988年，分别以22%和20%实现对农业产值占比的首次赶超；泰国实现赶超的时间是1981年，当时制造业与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23%和21%。

制造业产值与出口额的增长是同步的，从1965年到1985年，这几个国家制造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的上涨幅度最高达到40%，各国的服装与电子产品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大，其中菲律宾这两类产品的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占比就高达36%（1985年数据）。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了20世纪80-90年代“四小虎”与中国以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支柱的产业结构特征，相关国家在这一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先后突破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段的分界线，成功实现经济起飞。

伴随着“四小虎”的经济起飞，“四小龙”也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逐步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具体来看，除中国香港外，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在这一时期都实现了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核心先后转向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和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

1979年，韩国的重化工业产值首次超越轻工业部门，当年重化工业产值占GDP比重高达51.2%。与此同时，韩国重化工业的出口额占商品总出口额的比重也稳步上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超越轻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部门。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的支柱性产业逐渐由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这也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攻坚阶段。1990年，韩国中高技术产业活动的附加值占制造业总附加值的比重已达到45.16%，该产业的出口额占韩国制造业总出口额也超过50%；至2000年，这两个比重已分别增长至58.87%和70.4%，技术密集型产业无疑已成为韩国经济的支柱。

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的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情况与韩国类似，其中新加坡除了工业化水平逐步提升外，金融服务业也同步发展，并与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并列成为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中国香港经历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阶段后，在20世纪70-80年代逐步转向以商业、金融与运输等服务业为经济支柱。作为产业结构转型的直接结果，相关国家都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网状结构形成：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四小虎”发展滞缓

进入21世纪之后，东亚产业链的形态逐渐由“单一线型”向“多元网状”演变，这种变化总体表现为产业链的分散性、交叉性与内部竞争性日益增强，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详见图3）:

（图3 东亚产业链多元网状结构的形成（21世纪初开始）。①表示输出核心零部件或核心材料，转移少数高技术产业；②③表示输出中间产品，转移部分重化工业与部分轻工业；④⑤⑥表示输出中间产品，转移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图表为笔者自制）

首先，虽然日本在东亚产业链中依然占据着相对上游的位置，但其垄断性优势开始为“四小龙”与产业竞争力强势崛起的中国所分割，产业链的上游地带逐渐由“单极”向“多极”转变。如图3所示，自21世纪以来已先后成为工业化经济体的“四小龙”在东亚产业链上的地位正与日俱增，对日本形成追赶之势；而自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开始，中国的产业链地位也有所上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向产业链上游地带攀升的同时，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与国内较为全面的产业体系，使之在东亚产业链的中游地带与下游地带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这既是中国相较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特殊之处，也是新时期东亚产业链变迁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其次，越南、柬埔寨等原本游离于东亚生产网络之外的国家，开始被纳入东亚产业链中，并扮演着制造业“加工厂”的角色，它们深嵌于产业链的下游地带，与原本处于该地带的“四小虎”和中国在加工制造方面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主要通过日本和“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的转变表现出来。近年来，越南在对FDI的吸引力方面已经超越“四小虎”，而且越南所吸引的外资主要来源于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截至2017年底，上述四个经济体对越南的FDI累计额分别为480亿、432亿、380亿和307亿美元，年度投资流量也正在逐步赶超相关国家对泰国、印尼等国的投资额。此外，上述经济体对越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相关产业的加工组装部门，这正是越南深度融入东亚产业链下游地带的直观表现。

最后，产业链的中游地带（通常表现为中间产品或零部件的生产者）构成趋于复杂化。一方面，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日趋细化，原本处于中游地带的“四小龙”并未完全脱离这一地带，在部分产品或产业部门中还承接日本的研发设计或核心材料，从事着中间产品的生产活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跨国产业链。近年来韩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半导体生产与出口国之一，2018年韩国半导体供应量占全球市场比重高达23.6%；但韩国半导体高产量的背后，还存在着对日本核心材料的高度依赖——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三种半导体材料，韩国依次有91.9%、43.9%及93.7%进口自日本。

另一方面，原本处于东亚产业链下游地带的“四小虎”在中间产品生产方面的资金与技术竞争力难以与“四小龙”和中国相匹敌，但“四小虎”国家在越南等“后来者”的追赶下，又具有向上升级的迫切需求。基于此，中游地带成为这一时期东亚产业链最不稳定的区域。其中，中国的零部件生产能力的强势提升，是东亚产业链中游地带发生变动的关键因素，这一方面有利于东亚产业链以中国为纽带加强产业链的内部联系与凝聚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原本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四小龙”和正在极力挤进中游地带的“四小虎”产生挤压效应，使产业链中游地带的竞争日趋激化。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东亚产业链的“多元网状”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产业链所包含的经济体数量更多，且类型更为多元，这客观上增加了产业链内部经济体联系的复杂性；第二，作为产业链“头部”的上游环节日趋多元（除日本外，“四小龙”和中国大陆也正在跻身该环节），意味着过去从日本到“四小龙”再到“四小虎”与中国的产业转移单一链条正在分化成多个链条，而且这些链条可能存在交叉之处。

东亚产业链“多元网状”结构的形成阶段，也是包括越南在内的第四代东亚国家经济起飞以及以“四小虎”为代表的第三代国家产业转型与经济升级的关键时期。从截至目前的情况来看，前者表现较为乐观——越老柬缅四国先后都进入了经济起飞阶段，其中尤以越南发展势头最为强劲，而后者似乎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越南于1994年首次实现工业产值对农业产值的赶超；通过承接来自东亚产业链中上游国家的加工制造业转移，越南在2007年又实现了制造业对农业的首次超越，制造业开始成为越南国内经济的新支柱。在此背景下，越南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于2008年突破1000美元，并很快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再看“四小虎”近20年来的产业与经济发展情况，则总体处于相对滞缓的状态。在相继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这几个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支柱的状态一直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在此过程中，各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却难以大规模地稳步成长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加大了东亚各国支柱性产业升级的难度，上述四国陷入产业转型困境，至今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在国内经济中占据最为关键的地位。作为结果，相关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也长期难以突破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目前表现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