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澄清“传统工业”的概念。许多人以为“传统工业”的根本特征是“旧”（存在时间已久），但这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误看法。传统工业的根本特征是它们的产品形式稳定。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很简单，工业是围绕着人类的吃穿住行用发展起来的，一旦找到适用的产品形式，也就不会轻易改变，如纺织品、钢材、轮胎、汽车、飞机等产品的基本形式都保持未变。但是，产品形式稳定并不代表产品的技术内涵不变。【2】

事实上，传统工业一直在市场竞争和创新的驱动下发生变化——今天的纺织品和轮胎与几十年前的产品有着实质性的不同，或者是材料变了，或者是生产工艺变了，而且经常是两者都变了。这些变化当然包含对新技术的吸收或融合（如今天生产纺织品和轮胎都会使用电子技术），但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基本产品形式始终是诞生新产品或新系统的条件，如中国的高速列车是传统铁路装备工业生产的，燃气轮机是传统发电设备工业生产的，等等。当然，传统工业也经常因为生产出新产品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虽然各工业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但这些联系的主要方向是有顺序的。例如，中国有一个“基础工业”的概念，它指的是能源、交通和材料三大领域的工业。当然，其中每一个领域又都包括多个工业，如能源领域包括从煤炭、石油天然气到电力等工业，而新能源的发展又增加了光伏、风电和核电等；材料领域包括金属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等）、非金属材料（如水泥、玻璃等）和化工产品等；交通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制造交通设备的工业。

基础工业，是新产业发展的基础。图为2020年，宝钢股份无取向硅钢产品结构优化项目开工现场，这是当时全球唯一的完全面向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等级无取向硅钢专业生产线。图片|文汇报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重大装备”的概念。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概念就是指“重”和“大”的设备，但其实只有使用于基础工业的某些设备才能列入“重大装备”。总之，基础工业之所以被称为基础工业，是因为它处于整个工业体系的“上游”，成为工业体系运转和增长的基础条件。

基础工业在中国曾经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从计划经济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最初二十年里，基础工业的产能不足始终是限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每一次通货膨胀都与基础工业的供应瓶颈有关。这个瓶颈是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过程中被完全打破的（如粗钢产量从2000年的1.2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8亿多吨所代表的那种突破）。

我们有理由预计，基础工业占整个工业体系的价值比重会逐渐下降，但原因不是对其绝对产量的需求下降，而是工业体系其他部分的价值量可能增长得更快。

从整体看，任何一个工业体系都包括高耗能和低耗能的部分，而基础工业的确是耗能最高的部分，但其作用是向包括高技术工业在内的所有其他工业供应能源和材料。因此，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路风教授认为，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计算机、半导体、软件、化学和生物制药、新型医疗诊断设备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技术工业”的概念。这些工业的特点是技术变化速度非常快，但“高技术”是以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之比来定义的，并非真的是按技术的复杂程度来划分。按照这个分类方法，汽车和机床被划分为中等技术工业。但实际上，汽车和机床的技术是非常复杂的，它们的研发费用比之所以没有那么高，是因为它们大量的研发活动是通过与生产过程密切相连的现场改进。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使用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的分类是需要小心的。例如，化工在中国被普遍认为是传统工业，而两位研究创新的美国著名学者指出，化学工业是“公众了解最少的高技术工业”。【3】实际上，对工业的所有分类，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分、资本密集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工业之分，都只是侧重于工业某个特征的大致分类，并不能反映工业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和模糊地带。

近年来，中国生产出许多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设备，如石油化学工业所必需的加氢反应器、压缩机、汽轮机、空气分离设备。中国还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发电设备（火力、水力和核电）、最好的石油天然气钻机等等，其技术复杂度都只能用“高”来描述，只不过这些成就被掩盖在贬低传统工业的负面态度之下。

分析至此，一个需要明确的主题是：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是共生关系，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性。

从供给方面讲，任何新技术的产业化或新工业的发展都必须得到现有工业的支持，否则连基本的工具和设备都无从得到（下面会有更具体的例子）。第二，从需求方面讲，传统工业是高技术工业的最大客户。

例如，山东邹平县的一个民营特钢厂被政府以环保规划的理由关闭，尽管这个钢厂最近几年对环保设备投资20多亿元，并成为符合国家标准的超低排放企业。该钢厂拥有一个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这个系统的合同金额达8000多万元（由一家专做冶金行业的软件公司承包），还不算后续的改进。可见，关闭钢厂使信息技术的市场需求随之缩小（实际情况更糟，关闭钢厂导致周围100多家配套企业倒闭，也使旁边镇上的服务业陷入萧条）。

从工业体系的总体看，各工业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累积性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之所以是工业体系的主体，就是因为其产品形式的稳定反映出社会需求的稳定。【4】举一个例子说明，2021年，全球集成电路的销售总额为5559亿美元；【5】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并经过作者换算，2021年中国化学工业的营业收入为12949亿美元、钢铁工业为14987亿美元、有色金属工业为10889亿美元、汽车工业为13597亿美元。其市场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即使将来中国半导体所代表的高技术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传统工业构成工业体系主体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传统工业自身也同样存在比例关系。例如，设备工业的经济规模永远比它们所支撑的生产工业要小——冶金设备工业的经济规模小于冶金工业，石化设备工业小于石化工业，等等。因此，不谈生产工业只谈“高端装备”就会误入歧途。比例关系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工业之间没有替代关系。

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2016年11月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规定，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这个规划目标没有完成。根据2023年7月的媒体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没有达到15%）。【6】

实际上，这个数据已经是被改过“口径”的，因为新能源汽车并没有被2016年的规划列入“战略新兴产业”，可见新能源车的突飞猛进是在政府的预料之外的。不过，规划目标没有完成的原因不是部门不努力，而恐怕是这些规划违反了产业的比例关系规律。

“战略新兴产业”的经济比例并非越高越好，因为工业之间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试问：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无论“数字创意”到底算什么产业，它还能比纺织品、水泥、能源更重要吗？即使“数字创意”有了发展，社会还不是照样需要纺织品和水泥。

战略新兴行业和传统工业不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图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深圳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只有从工业体系的整体性上才能予以充分理解。如果从负面看待规模庞大而且必不可少的传统工业，并在政策上将其撇在一边，即使中国在高技术工业领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也不足以抵消压制传统工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实际上，结果只会更糟，因为传统工业的衰退必将会导致高技术工业的衰退，这已经被近几年的实践所证明。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保持国际竞争力等各种角度讲，中国的产业升级都应该是基础广泛的升级，绝不是以“一小撮儿”高新技术工业去代替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现有工业。

1.3 任何“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现有工业体系

把新兴产业当作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没有错的，因为新工业在成熟之前往往会有较高的增长率，所以它们可以抵消其他一些工业在成熟后逐渐下降的增长率。不过，新工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更大作用是，可以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新的技术来源或者产品市场，促进占经济比重更大的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大。

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一些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其他工业高端产品的需求，如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油、航空燃油和合成材料的发展；传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开发出全新的产品（如数控机床）【7】。

我们不能把新产品逐渐代替老产品的普遍现象，错误地混同于新工业代替传统工业，因为后者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并更新自己。因此，新技术在不同工业部门间的扩散，而不是某些部门代替另一些部门，才是一个国家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高新技术工业不能代替传统工业的理由，尤其体现在对于“新兴产业”从何而来的“灵魂之问”上。最新流行的一个政策思维是以布局前沿技术的研发来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这个逻辑的前提仍然是认为传统工业不行了，需要以“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来代替传统工业，而且认为只要抓技术研发，新产业就会被计划出来。

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由政府部门来布局科研项目就是一个好办法，只要国家在看得见的时间里舍得赔钱。但是，这个逻辑经不起实际证据的证明，因为任何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都从来不会发生在工业体系之外。

历史首先证明，大多数新兴工业源自现有工业的在位企业所发动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工业史上的许多重要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如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合成纤维、光纤、液晶显示器等等，是由现有工业中的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8】

当新技术引发新工业的出现和兴起时，往往会吸引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而新创业的“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在位企业的离职者。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工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存在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即使是新企业也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建出来，否则就没有能够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9】

因此，产业升级的实质是一个经济体的知识和能力体系的升级。

其次，科学和基础研究的突破当然会创造出诞生新技术甚至新工业的可能性，而且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介入也会推动这些突破。但是，任何产生于工业之外的新技术，都不可能不经过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过程而进入市场。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出现的电子数字计算机是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明，伴随着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也受益于美国政府为赢得战争而产生的紧迫需求和慷慨资助。但如果将这个事件置于历史的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出现同时伴随着产品的商业化过程。

远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致力于信息和数据处理的“商用机器”工业，它所提供的制表机、机械计算机、模拟电控控制系统成为发明科学计算的基础（工具和手段）和灵感的来源。在电子数字计算机被发明出来之后，它进入应用市场的过程恰恰是被这个商用机器工业所塑造的。

尽管这个工业的起源不同于科学计算，而且追求了完全不同的技术轨道，但它们后来不仅定义了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技术架构，而且定义了它的社会文化内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