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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荻:中国面对“新帝国主义”
关键字: 新帝国主义中国新帝国主义中国走出去生产性投资掠夺性积累劳动力吸纳全球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模式中国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漩涡中——劳动力吸纳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究竟是一个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是一个受剥削的经济体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判断中国是否趋向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另外,中国的“走出去”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了上述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积累逻辑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无论中国是否展现出帝国主义的特征。本文对这两个问题的简要回答是,迄今为止,中国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积累逻辑,是同时兼具顺从和抵抗。
先从劳动力吸纳的角度分析。一般观感,从改革开放伊始至今,中国走的是一条劳动力密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将中国的劳动力纳入世界市场在塑造“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前面提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1980至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数量翻了两番。这个估计是在按照各国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调整了劳动力数据后,将各国的数据加总而得。
本文在此使用一个更加直观的数据描述,2005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人数是1980年的2.28倍,来自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在2005年是1980年的3.79倍,来自中国的数量在2005年是1980年的8.65倍。换一个角度看,在1980至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新增劳动者中有一半来自中国。中国工人占世界工人总数的比重从1980年的8%增加到2005年的32%,尽管近年来该比例有所下降,到2013年降为19%(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署数据库,作者2016年5月8日登陆收集)。
伴随着劳动力吸纳的是上文所述的帝国主义对后进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中的“富士康模式”饱受诟病,作为跨国资本控制下的血汗工厂的典型代表,经常被用来表明中国经济的“世界工厂”特征。“富士康模式”代表了所有的发展缺陷,包括微观层面的低资本-劳动比率、高劳动强度、极度异化的生产组织和劳动环境、以及低工资,以及宏观层面的消费不足问题。遵循这种模式的结果是经济扩张时剩余流出,经济危机时产能过剩。
富士康深圳龙华科技园区
然而“富士康模式”真的能代表中国经济吗?或许,它至多只能代表加工贸易部门——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最终产品后再向世界市场出口。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加工贸易项下的出口一直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以净出口与总出口的比率粗略地作为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率,这个比率从1990年代中期的20%逐步增加至2009年的45%,而以此计算2009年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也只是仅占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换言之,中国经济其实存在着某种二元结构,加工贸易只不过是一个“飞地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分量很有限。
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的主流,其实并不是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尤其是自世纪之交以来,总出口中机械与运输设备占比不断提高、即便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实际工资持续上升、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等等,都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不是支撑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持续快速的生产性投资增长,以及在世界经济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对的非金融化,是远为重要的因素(参见作者日前发表在观察者网的上篇文章)。
实际上,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也即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1950-73年期间的经济特点——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与工资都是近乎同步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作用下,中国才能维持收入增长,大量地从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大宗初级产品。而这样的进口规模,加上“富士康模式”倾向于压低出口价格,也就解释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为什么会愈趋恶化。(有关中国经济变革自1990年代后期起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以及趋同步伐在2008年之后受到经济金融化的制约、从而很有脱轨风险的讨论,可参阅作者此前发表在观察者网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有趋同“黄金时代”的可能吗?》)。
中国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漩涡中——金融掠夺
再来分析一下金融掠夺的问题,最明显可见的是铸币税,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性储蓄持续流向发达国家。这其中最引人触目的,是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以官方外汇储备能够满足多少个月的进口支付来衡量,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从1995年底的4个月增长至2014年底的11个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则从7个月暴增到21个月。相形之下,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一直维持在二至三个月的低水平(数据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COFFER数据库,作者2015年5月17日登录获取)。
这种资本大规模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情况,与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承诺完全相反,后者却是承诺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发展中国家普遍吸取了1997-1998年东亚货币和金融危机的教训:面对全球经济的日益金融化,一国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抵御金融投机、保护货币稳定。但是这样做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储备回报率长期走低的情况下,积累外汇储备实质上就是向储备货币发行国交纳铸币税,这构成了经济剩余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流向金融霸权国家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情况最为极端,除了世界市场金融投机压力之外,还得面对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舒纳布所提的“货币错配”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中国有着最大量的贸易顺差,然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却不足以支撑这个的顺差,因此不得不持续积累外汇储备。更加糟糕的是,迫于贸易伙伴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的压力,中国不得不让人民币在2005年之后的近十年间持续升值,而升值预期又导致大量“热钱”涌入,进一步推高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错配的成本不仅是经济剩余外流让中国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它还严重制约了中国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空间。
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衰退期间,发展中国家更加受害于金融霸权和金融掠夺。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导致天量“热钱”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些货币流通量通过金融杠杆被进一步放大,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资产泡沫。在2015年以后,“热钱”又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发达国家,再次通过杠杆效应,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泡沫破裂。全球金融霸权操作下的“热钱”流进和流出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2015年中国由于资本外逃流失外汇达6000至8000亿美元,当年A股市场的股灾和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与“热钱”的流动有关。好在中国迄今基本上仍然能够管控资本账户的核心项目,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受到的损失还不算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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