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更好

我的思想变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同龄人中应该有一定代表性。比我更年轻的90后、00后一代，像我以前那样认为中国应该完全学习西方体制的比例已经不高了。90后、00后经历的变化比我们更少，在他们有政治意识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强国，如果告诉他们西方的制度多么多么好，他们也不太会接受。他们从小就比较自信，从根子上认可自己的国家。

网上流传一句话：“一出国就爱国”。中国向全世界派遣留学生，西方国家也很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乐观的认为大量的留学生会认可西方的制度并用它来改变中国。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正好相反。好多人不出国，还不知道中国这么好。真正到了西方国家留学，才发现中国优点非常多——政府办事效率、治安情况、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成本等，中国都好太多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世界和中国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定是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在大学期间曾经顶礼膜拜的意见领袖，像茅于轼、张维迎这些人，片面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他们的论调不仅被转变了思想的80后抛弃，在90后、00后中间也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尽管现在我在诸多观点上都与茅、张等人截然不同，但我对他们还是保持着尊敬。因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也曾经抱有跟他们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张维迎说他在西北当过好多年农民，茅于轼说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亲眼看见好多人死于饥荒。我只干过农活，没真当过农民；见过贫穷，没见过穷得饿死的人。但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把我放到跟他们一样的环境下，见到如此穷苦的中国和命运如此悲惨的中国人，我也会认为当时中国的制度出了大问题。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就出国留学，对比西方的强盛和中国的贫穷落后，我也会大力鼓吹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从科学技术到经济体制到政治制度都要学。

但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面的90后、00后看到的、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问题，既不是国家贫穷落后，也不是体制僵化不灵。国家已经强大了，计划经济体制则早已被摧毁，政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动经济资源，官员们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不再能够任性妄为。个人可以自由地变换工作或者创业，只需要一张火车票就能自由地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缺乏选择自由，现在是选择太多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下，夸西方、赞自由、骂体制的那一套传统布道方法，在年轻人中间当然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我们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问题，是在一轮又一轮的房价和物价上涨中，实体经济发展越来越困难，投机分子甚至违法分子反而可以赚取巨大的财富，个人发展的机遇在丧失，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医疗、教育、土地等基本生存发展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在下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在被金钱迅速扭曲。随着政府管制的放宽，各种非法集资、传销活动、带有诈骗性质的高利贷、“莆田系”医疗骗局、电信诈骗正在一轮一轮的洗劫普通人民的积蓄和财富。

而这些问题，很明显和过度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很明显是当代西方自身都不能解决甚至搞得比中国还要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布道士们再来向我们鼓吹市场万能，鼓吹西方制度先进，当然会遭到冷漠的对待。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探索史，每一代人遇到的难题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最后的成果也都有利有弊。后一代人对前一代人的探索，往往是既有继承，也有扬弃。

孙中山他们那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是，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他们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平均地权却没有实现。消灭皇权以后，找不到凝聚国家的力量，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军阀们对内依靠地主豪强，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搞得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彻底结束军阀混战，推翻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他们学习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用底层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重建了有力的中央集权，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全部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社会多元化不足，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活动僵化和官僚集团特权化。毛在晚年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直到他去世，问题还是很严重。

主导改革开放的那一代人，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恢复社会活力。这一次改革的主要思想导向，就是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像张维迎、茅于轼这样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舆论领袖。虽然他们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对的，但从客观效果上来看，在八九十年代，确实促进了中国学习西方有益的东西——国有企业官僚主义严重，学学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活力，这些当然都是有益的。我认为他们对国家的影响，总体上功大于过，在主观上也是真心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有些激烈反对他们的人，将他们斥之为“汉奸”、“西方的走狗”等，我不赞成。

但跟之前的几次大变革一样，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之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改革本身带来的新问题。为此，必须有新的方案来解决。若还是依靠以前的路径，试图主要靠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解决，是肯定行不通的。那些曾经远赴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回国引领风气之先的精英分子，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观念，就可能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绊脚石。这种情况在过去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

不要以为我们主张中国体制优于西方，就不主张变革。我们所倡导的变革比西方布道士们所主张的更大而不是更小，只不过在方向上有所不同。错误的改革方向比不改革更糟，所以当他们试图把中国的优点说成缺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坚决的纠正，为的不是拒绝变革，而是找到正确的变革方向。

时代变了，中国一方面有信心对外宣传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鼓励全世界都来向我们学习；一方面还要坚持内部改革，以保证我们始终处在人类社会制度创新的最前沿，而不会被我们的学生超过。这两个方面同时都要做，并不矛盾。若有人一听见我们为中国的制度辩护，就认为我们不懂得变革，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对于那些积极为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经验的上一代思想舆论领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希望能和他们握手道别，感谢他们曾经为国家进步作出的贡献。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们握手，那么就挥手道别。总之我们会向前走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完成中国彻底的西方化。但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另外一条路，跟他们所主张的不是截然相反，但肯定大相径庭。中国会变得更好的，我认为这在总体上仍然符合他们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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