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人被提拔起来，也许需要走后门、跑关系，灰色收入也广泛存在。但基本前提仍然是：必须要在自己的职位上干出成绩来才可能被提拔。操守有问题被提拔的不少，但能力平庸、没干出成绩来就被提拔的很少很少。官员晋升的竞争机制非常激烈，我们在各地调研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如果某个地方经济增长快、GDP高，地方官员就会自信满满地向我们介绍经验。有的地方经济增长比较慢，官员介绍经验的时候都缺乏信心，比较紧张，压力也很大。GDP考核机制让地方政府竞争性的去搞投资、拉项目、招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有很多人预言这种做法会导致经济崩溃，然而这样的预言总是失败。

把张五常的理论和我所接触的实践结合起来之后，我重新来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现它确实有很多优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地方。我是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但是我的博士论文相当离经叛道，纯粹是在一个宏观经济学的方面写的论文，主题很大，力图构造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

最终思考的成果，就是我在2012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出版的《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这本书在张五常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制度作了更全面的阐述，也标志着我再一次完成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从坚信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变为坚信西方应该学习中国走中国道路。

在这本书里面，我认为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职业化的政治家制度结合起来，实现了市场与政府的合理分工，并维持政治和资本的势力均衡。

在政治制度上，我认为政治家的选拔不应该采取公开竞选、一人一票的形式。口头承诺和舞台表演的竞选更适合挑选演员而非官员，也更适合利益集团在幕后进行操纵。政治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政治家应该以政治为终身的职业，从基层做起，终生学习和锻炼如何管理政府。不能让什么影视明星、房地产商、投资银行董事长之类的社会名流，前半生拼命赚钱，在专业领域功成名就之后，半路出家来“玩”政治。只有在政治实践中经受住了物质利益的考验、干出了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真实成绩的人物，才能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上。当总统的，应该先当好州长；当州长的，应该先当好市长县长。像奥巴马和特朗普这种毫无政治实干经验的人直接当总统，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无益处。这方面，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

在网络时代，中国的政府明显比西方国家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大部分网络热点问题都能得到迅速的回应和公正的解决，很多官员因为网络曝光了他们的错误言行而被免职、撤职甚至坐牢。孙志刚案件引发的舆情看起来是对旧体制的冲击，但政府迅速严惩罪犯并取消了收容遣返制度。我后来又参与过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刘涌死缓案的网络抗议，最后邓玉娇无罪释放、刘涌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些事情中国政府的反应都是迅速而公正的。

相比之下，西方的议会制普选制民主政府，面对类似的突发事件则总是反应迟钝而且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人民起来抗议金融业的过度贪婪。这次运动在网络上反响极大，而美国传统媒体则冷漠以对，报道的很少。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自己站在抗议者一边，然而他除了嘴上说说以外，什么实质性的举动也没有做。

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场运动最后被警察镇压了下去，一些积极分子被以毁坏私有财产的罪名判刑。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总统也不能胡作非为。然后我却认为这样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无人负责的制度，政治家们都把责任推给民主程序，利用所谓的权力分立体制来“和稀泥、踢皮球”，拒绝做出实质性改革。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主要体现在政客们的嘴上，而不是实际行动中。

在经济制度上，我认为无节制的自由市场不可取，它必然导致不合理的两极分化。土地和自然资源等非个人所创造的财富应该由政府负责分配，而企业家和社会资本则应该专注于创造性的领域，比如互联网创新和科技产品等等。一切经济制度，都应该围绕一个基本原则来展开：鼓励人们去创造对他人有益的财富，然后从中获得利益；而反对人们从占有存量财富甚至掠夺他人的合法财富中发家致富。金融、房地产和煤矿等产业中的大量财富从现在的法律制度框架来看是合法的，但是从经济制度本身的伦理来看，是不合理也不应该合法的。

国有资本控制国家金融命脉、土地财富、矿产资源和通讯交通等自然垄断领域，非常必要。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总是好的，它可能被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可能被用于掠夺社会财富——关键看制度安排。如果一切经济资源全盘市场化，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就不会花时间去研究如何生产一流的商品、搞科技创新，而是花心思去低价收购煤矿、廉价拿地开发房地产、投机股市制造泡沫等等。

“企业家精神”不是自由放任放出来的，有一半的市场竞争是逼出来的，还有一半是政府监管逼出来的。只有一个有力的、独立的、廉洁的政府，监管住那些掠夺存量财富的渠道，企业家们的聪明才智才会真的用到创造性的为社会生产财富上来。这方面西方也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中国过去的某些改革，过度学习西方，实际上也让自己走上了歧途——金融地产暴富、实业生存环境艰难，就是这种错误路线的集中体现。

（此书作为博士论文于2012年3月提交评审，出版稿完稿于2012年6月，出版日期是2012年9月，都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它的思想跟十八大以后的新政策新格局并无关系。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将我思想的转变和十八大以后的一些变化联系起来，应该是为了更好的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与我所陈述的事实并不完全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