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思想颠覆：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出国以前，我逐步也意识到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并非网上有些文章讲的那么一无是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网络上、课堂上、社会上有关中国前途的争议越来越激烈，并不再是那么一边倒了。2004年，我的一个讲经济的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说：他们去美国、英国玩，从国外买东西带回国内，打开包装发现尽然都是made in china。这种情况已非常普遍。听到这种事情，很难不对中国产生一种自豪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在报刊杂志上频繁出现了。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老牌世界工厂。现在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似乎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才对。但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制造是低端制造，而且是以牺牲底层劳动者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真正高端的东西还是在发达国家。

2007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辩论。他认为中国快完蛋了，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发展，并不会崩溃，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正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走上西方自由民主道路。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的高端产业跟世界先进水平还差的很远，根本没有希望追上。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一步一步来的。我们二十年前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中国的产业链虽然低端，但薄利多销，挣的钱也不少。只要有钱，高端的产品我们可以投入研发、可以收购、可以招聘外国的高级人才。总之，只要经济发展起来，这些差距都是可以追上来的。我当时已经有这种思想了，觉得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变得强大，但这样的想法还不足以改变我对东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大事情是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金融危机。我喜欢上网看《经济学人》网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经济学人》，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都是问题。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人》上集中发了很多文章，说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却还在高速增长，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很明显能感觉到，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特别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让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舆论领袖认为，政府花大量的钱，建了很多豪华的体育场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奥运一过，这些提前透支的财富会让国家经济陷入萧条。

奥运会过后，我就去了剑桥。剑桥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学习和生活。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的，那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圣地。在剑桥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让我观察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跟国内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银行系统。到了剑桥第一件事情是要办一张银行卡，首先没有排号机。中国任何银行都有排号机，而在英国的银行只能人工排队，效率很慢。在银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证件、办完所有手续以后，还需要至少等七个工作日，银行会把卡寄到我的地址去。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办一张银行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直接有办卡机、身份证一扫就可以打出来。我很震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低到这种程度？

我去坐伦敦的地铁，比北京的更破，价格却是北京地铁的几十倍！一张地铁票四五英镑，价值六十多元人民币，而北京当时是两块钱随便坐。伦敦这个城市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多么好。伦敦金融城还可以，但跟上海陆家嘴相比也差的很远。我去了英国很多城市，感觉这些个地方，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个世界强国的痕迹。

伦敦地铁站

上海地铁站

在英国各地，都有人乞讨。我去苏格兰旅游，一些看起来穿着很时髦的年轻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讨要钱。冬天大雪天，走在剑桥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条狗要钱，我也会给他一个英镑。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问题很多的。

后来我又获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化就更大了。哈佛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跟剑桥差异很大。剑桥保守、严谨，大家更关心纯学术，而对外部世界最新的变化不太敏感。哈佛这不一样，每天都在讨论热门话题。而当时中国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这时已经是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我发现，原来有很多美国一流的学者竟然也认为中国非常厉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国内，我听到的基本都是关于中国如何如何差，而美国如何如何好的言论。我想不到中国在美国精英们眼里，竟然已经如此强大。这样看来，中国还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我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经担任日本央行驻中国的研究部门负责人。他告诉我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还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结构大约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价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一路狂奔，中国要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也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我认为他的材料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决心在未来二十年为中国找到解决金融地产畸形发展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