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筹集的另外一部分款项来自于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极大推动了湖北农民运动。到1926年底，湖北农协会员激增到20万人，农民自卫队遍地开花。尤其是湖北南部“打土豪”的力度最大，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据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的罪行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没收、游乡、关押、驱逐、枪毙等形式予以坚决打击，其中不少被没收的金银被秘密送到李强住处。

李强搞来喷火枪和坩埚，将金银熔炼成锭，连同后来处理的中央机关用房（包括陈独秀住处）和车辆退租或转卖收入，一部分移交武汉地方党组织，银元和枪支给颜昌颐带到南昌，还有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交给中央。这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就感，更觉得当初选择读大学工科的正确——他为自己能用学到的知识为党作出特殊贡献倍感欣慰！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赵世炎因中共江苏省委原秘书长韩步先的出卖而被捕，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赵世炎家中搜出一万多元。这笔钱就是李强筹集的一部分党的活动经费。李强为革命领袖的被捕牺牲和党的巨额经费的损失而万分痛惜！【2】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爆发后，在南京的蒋介石和在武汉的汪精卫调兵遣将围攻南昌，企图将革命队伍扼杀在摇篮里。面对严重的形势，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按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决定迁回上海，李强奉命留下做“收容”工作。他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领导下，同战友们一起采取各种方法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

李强常带几个潜伏在国民革命军的同志穿军装携枪上街，每遇国民党右派组织街头演讲时，他们就朝天放枪。几十年后，李强将此称为早期共产党人的幼稚之举，就像受人欺侮的小孩子当街泄愤。但在当时的武汉，枪声还是有效地震慑了国民党右派，后来就不敢单独跑到大街上蛊惑群众了。

南昌起义总指挥旧址——原江西大旅社。

一天，李强在街上碰到中央军委组织科科长欧阳钦。李强与他曾在一座楼里办公，彼此非常熟悉。但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他俩未敢打招呼，只是在擦肩而过的瞬间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坚毅与顽强，知道还有不少同志留在武汉坚持斗争。后来得知欧阳钦的任务是与找不到组织的同志取得联系，李强就介绍了几个家乡来的青年给他，由他负责送往共产党掌握的军队。

留守期间，李强还与梅宝瓒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

梅宝瓒是北洋军阀政府国会议员。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试验炸弹火药时不慎引爆被俄国巡捕侦破。千钧一发之际，梅宝瓒急赴武昌起义总指挥所报告，由此促成了起义的提前。北伐胜利后，这位辛亥革命老英雄隐居湖北家中。

李强在上海学联时就认识梅宝瓒的儿子梅中林、堂侄梅龚彬（字电龙）。梅中林与梅龚彬都是五卅运动积极分子，并在那个时期加入共产党，梅龚彬还被誉为上海学联五卅“五虎将”之一。后来，梅中林成为中共武汉地区负责人，梅龚彬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梅中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梅宝瓒住在日租界，妻子是日本人。李强利用其特殊身份从日本人那里获取情报，这些情报大多具有重要价值。他每隔一两天去梅家取情报，每月还给梅宝瓒送去两百元生活费补贴家用。

同期，李强还被赋予培训新手的任务。后来他回忆说，“在武汉，我们临走时训练过几个人”。他记得其中有个青年叫陈声煜，曾与郑超麟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赴苏联莫斯科留学，回国后被罗亦农派到李强这里实习。李强领着陈声煜带枪“行走”，走了好几条街才回到机关。起初，陈声煜很紧张，在李强的帮助下他很快就勇敢起来。后来，陈声煜接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负责人，李强返回上海后，陈声煜又接替了李强移交的善后工作。1928年5月，陈声煜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时年仅28岁。

李强的“收容”工作还包括把中央机关人员安全送回上海，把能带回的物资也尽数带回。这项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需细致又面对危险。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人物都乘坐英国祥泰木行的货轮，经水上秘密交通线返回上海， 具体事宜均由李强与舵工操办。李强只知道“祥泰”号不卖票，不载客，舵工是共产党员，宁波人，姓陈，但不知真实姓名，因为出于工作纪律的要求，是不准打听的。李强回忆：

我们的同志坐客轮行吗，坐客轮人家要认出你的啊，逃也逃不了，所以作为他的朋友，坐他的船，他这装木材的船，又不要买票。在上海装了一船锯好的木条，装运到武汉，然后再回去装。所以，没有什么人来过问的，在他的船上，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东西送到了上海，甚至连痰盂（这不是笑话，是事实）都搬到了上海【3】。

从1927年到1931年，舵工老陈承担了多次人员和物资的转运任务。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人都搭乘过“祥泰”号，顾顺章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也是乘这条船。老陈还经常接济困境中的共产党员。后来，老陈因顾顺章的叛变而被捕，这条水上秘密交通线就完全中断了。

如今，距离共产党人绝地反击的岁月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作为军委特科创建者的结局，也各不相同。

李剑如护送鲍罗廷抵达莫斯科后留在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同年9月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中共七大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秦青川于1929年2月在四川老家病逝。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为他树碑，碑题为：“革命烈士秦青川之墓”。

曹汝谦于1929年11月被捕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为他建造烈士纪念碑，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了碑名。

董醒吾于1927年7月1日在上海被捕，被判有期徒刑两年。获释后创办“学友图书社”，编印发行教科书及教育挂图。1946年8月，他在上海山东路（今山东中路）中保坊201号创办新鲁书店。20世纪80年代病逝。

李强以及蔡树彬、陈遗、胡孑、杨福林等人历尽坎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大浪淘沙，清浊分流，忠诚与背叛如影随形。复杂多变的人性，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中途退出，有人背叛革命。如顾顺章、蔡飞、陈莲生、王竹樵等人，在革命途中成了可耻的叛徒，遗臭万年。

无疑，那些坚守理想信念的人们，不管是牺牲的，还是幸存下来的，都是英雄。英雄不问出处，但应知归处。人民应该记住他们。

注释：

1、参见1981年1月17日李强《讲白区斗争》

2、参见1982年3月5日《李强同志与郑超麟同志座谈记录》，沈忆琴记录。

3、参见1981年1月17日李强《讲白区斗争》。

刘江波：《匕首之刃——李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