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需回溯李强奉党之命从常熟秘密潜回上海的1927年4月14日，那正是蒋介石突然宣布反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当时，国民党右派指使军警特务伙同上海青帮流氓大肆追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人群众，上海正处于惨烈的白色恐怖之中。

那一天令李强终生难忘。在光天化日的大上海，他目睹了什么是惨无人道。在前往租界的大街上，他看到了浸泡在黑色血泊中的被害者尸体；他为迎面跑来的逃命者闪出求生之路——却全然不知此人是共产党人还是无辜平民；一转眼又见一群五花大绑的人被押过来，枪声骤然响起，李强的心剧烈颤抖，眼中喷火，牙关紧咬，迅疾地从马路刑场脱身……

荷枪实弹的刽子手和密密麻麻一字排开的枪口，慷慨激昂的口号声、无比愤怒的咒骂声，还有从弹洞里恣意飞溅、汨汨流淌的志士仁人的鲜血，一幅幅血雨腥风的场景在李强心头永远定格。不断传来熟悉的同志被捕牺牲的消息。无数鲜活的生命，转瞬之间就被屠杀！

李强是书生之后，深以气节、忠孝、廉耻为重。在私塾、小学、中学、大学里，他总是读书到哪里就思考到哪里，不仅积累了科学知识，还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走进棚户区后，他深刻洗涤内心，痛恨阶级压迫，更痛恨泯灭人性的暴戾罪行。如今，在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中，他逐步锻炼成为一个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并保持着古道热肠和嫉恶如仇的性格。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令人发指的暴行，李强的心无法平静，他震惊，愤怒，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着的悲愤填满胸膛。面对残酷的现实，每一个革命者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年仅22岁的李强当时还不可能预见到，距离大屠杀仅过去三个多月，共产党就在血雨腥风中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同伴的尸体，重新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在江西南昌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在眼下，年轻的共产党员们确实面临着从未遇到的险恶环境和严峻考验：革命的前途在哪里？

在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的至暗时刻，很多人信仰动摇选择逃避；也有人消极沉默灰心丧气；还有的贪生怕死屈膝背叛。同时，也有书生在血泊中变成勇士，有凡夫在逆流中成长为英雄。忠诚与背叛的两极分化，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历史留给人们多少关于人生抉择的启示！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资料图/新民晚报

李强初衷不改，全心全意要为自己认定的信仰奋斗，不管征途上会有怎样的炼狱之火，哪怕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今天回头再看，人们对李强的选择给予了赞誉，因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毕竟胜利了。但只有了解那段最残酷历史的人，才能对处在看不到未来的特定关口的李强们感同身受，从而对这批老一辈共产党员不惧牺牲、前赴后继革命到底的坚定意志肃然起敬。

在关乎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不杀叛徒不足以保护组织，不施雷霆手段很难杀掉叛徒。血的事实使李强警醒，“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对敌斗争勇气就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给逼出来了！

李强认为，并非凡是叛徒都得处置。一是叛徒太多，都杀了也不能有效保卫党的组织；二是为避免招致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报复。有的共产党员被捕后投降了，但未泄露重要机密，只是“退出政治”当老百姓，这样的人何必打击？有的叛徒对党没造成什么危害，就让他跑吧，算啦！

有的党员投降后又回来找组织，愿为共产党工作。在李强看来，这种“两头通吃”的人，论操守，确与坚守气节的英雄无法相比，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也不应将其作为处置对象。因此，锄奸行动聚焦于投降敌人、出卖组织，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做事，且后果极严重的叛徒。

李强胆大心细，每逢执行任务总要精心制定预案。数学优势使他的预案有如演算公式一样周密，包括时间、地点、着装、武器、方式以及撤退路线等等，所有细节无一遗漏，有时他还亲临现场仔细勘察。他的机警与思虑周全，使得在与锄奸对象接触时，对方都想不到迎面而来的这位温文尔雅、书生模样的人会是“杀手”，因此都未加戒备。于是，狭路相逢的瞬间，李强就以果断迅疾的手段要了叛徒的命。

需要说明的是，李强致叛徒于死命的武器往往不是枪（枪通常用于自卫），而是匕首、绳索，甚至“千张”（豆腐皮），有时只是一副铁拳，所以“动静”都不大。出手则干净利落，全身而退，从未留下隐患。

1927年夏天，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新的大屠杀一步步迫近。共产党也集结了以九江、南昌一带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共约两万余人准备举行起义。此时，李强的任务除了及时惩治叛徒外，还有为起义筹集武器、钱款以及扩充军事力量。

南昌起义前，国民革命军几乎每个师都配有两名苏联顾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苏联顾问们都被解除了职务并被要求立刻离开武汉。行前，其枪支都秘密交到李强那里。还有一些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和士兵携枪出走，也把枪交给共产党。李强把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整箱整箱的枪支藏在住所地板下，请一两个同志帮忙，搭船将武器送到叶挺所部的党代表颜昌颐那里。后来李强感到人多容易暴露目标，就自己冒险送去。李强还用国库券买了大量银元用于起义，他曾回忆道：

……所以，我们银元就搞了五六万。当时，五六个国库券才买一个银元，买来交给军队。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干。搜集枪支，我们也干，我们一皮箱一皮箱，手能提得动的箱子，搭船摆渡到武昌，送到二十四师司令部。曾经有一二个人帮我，但主要是我搬拿的，统统送到二十四师，给军队里用【1】。

半个世纪后，南昌起义重要骨干彭干臣（南昌起义后任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之子彭伟光才知道，其父亲在起义前从武昌前往南昌时曾携带了用于起义的一大批武器弹药和50箱银元，就是李强所秘密筹集的武器和“银元就搞了五六万”中的一部分。

李强还秘密推荐了多名进步青年到叶挺部工作，并争取到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的某些团长、营长支持共产党，带领部队向南昌集结。

此时的武汉不仅暗流涌动，经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由于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强令各家银行停止与汉口的银行间往来，导致武汉经济全面崩溃。物价在一周内上涨百分之五十，囤积居奇严重，生活必需品匮乏；商铺、工厂歇业、倒闭，失业人口及家属占了全市总人口的三成多。由于货币贬值，“国库券”被视为灼手之物，现金、银元、铜元几近绝迹。没有铜元就不易找零，每购生活必需品得付一元，人民苦不堪言。加上有士兵强以“国库券”向人力车夫换取拉车所得铜元，遭到拒绝后就暴打并拘送数名车夫，更引发了武汉市8000名车夫抗暴和总同盟大罢工，连日上街游行。

急剧的变化使投奔武汉的一万多名各省革命者陷入深度困境，很多人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有的甚至贫病交加流落街头。不仅如此，几次北伐战役中负伤的数万名伤兵也涌进武汉，处境同样艰难。共产党更是难上加难：安排流亡者和锄奸行动需要钱，发动起义、坚持斗争更需要钱！

李强奉命筹措大量经费。常用的办法行不通，他得独辟蹊径。

武汉的夏季闷热难耐，李强紧闭门窗、赤膊上阵，搜肠刮肚地回忆学过的数理化知识一一梳理、归纳演算，写满公式的旧报纸堆满了桌面、墙角。他还认真研究武汉三镇各间银行和交易所的情况。李强对交易所并不陌生，早在上海时就去看过，弄清了交易所里虽有人买空卖空，但主要还是“买实卖实”。1985年5月30日，李强在给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华中分公司作报告时说，我20年代在上海也搞过交易所，我私人干，每天挣五块钱我就可以过一天了，没有问题。

摸透金融黑市的规律后，李强在前花楼街的路边支起一张小方桌，专门调换钞票。他看准行情，把“国库券”兑换成“中央票”，再调成银元或“上海票”，行情好时就将“国库券”直接调成银元或铜元。他买进卖出很顺利，索性放开手脚大干，终于筹到大量银元和铜元。得知江北银行的兑换率高于江南，他就租一条小船，带了几个同志用麻袋装铜元，一趟趟运到江北去换银元，果然增值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