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共产党人，他的经历独特而传奇，每一次的人生转轨都出乎意料，每一次的伟业功成都令人赞叹。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1905-1996），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从上世纪20年代在武汉和上海与敌展开惊心动魄斗争的中央特科主要成员，到30年代初在苏联通信科学院成为科学家，再到抗战时白手起家开创我军军工事业的军工局局长和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李强在各个时期各种生疏的岗位上都为党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主席为其题字：“坚持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又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在广播事业、中苏合作、对外经贸、抗美援越、改革开放等众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即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一个一生不违党命、不讲条件、不畏艰难服从党的需要，而且把各项开拓性事业都做得出色的多面手；是勇于开展新工作，善于打开新局面，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把利刃。

在国庆7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刊发《匕首之刃——李强传》一书书摘，以此纪念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辈。

刘江波：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文/刘江波】

军委特科最有战斗力的机构，非特务股莫属。

原海关总署副署长宿世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宿世芳曾任李强的秘书——笔者注）曾亲耳听见邓颖超把李强称为“第一特务”。当时宿世芳很吃惊，后来才知邓颖超之所以这样称呼李强，是因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特别事务科是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是李强。这个位置如匕首之刃，是最先见血的部位，故有“第一”之说。

1927年5月，李强因上过大学、研制过炸药和手榴弹以及对三教九流比较熟悉等经历被中共中央急调武汉，担任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此时的李强早已不是曾家老宅的“曾少爷”，也不是那个手拿小纸旗，与老师同学在街头游行示威的激进青年。现在的他经常往来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当他目睹革命领袖与工人代表在同一个餐厅就餐，全国青年的偶像同普通青年像朋友一样促膝交谈时，他心中激起的不仅有蓬勃热情，更有沉甸甸的使命感。

初到武汉的李强，最紧迫的任务是“锄奸”，即惩处共产党的叛徒和国民党奸细，人称“打狗”。这是关系到共产党能否在武汉生存下去的头等大事。

李强曾说，军委特科特务股是做“红色工作”的，是“红色恐怖队”，我是军委特务科的特务股股长，就是搞“打狗”的，有人说你们打狗打多了，我说不一定，因为叛徒非常危险，碰到叛徒，我不杀他他要杀我。他还说，叛徒熟悉共产党的活动规律，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起到公开的敌人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叛徒是钻入我们营垒中最凶恶的敌人。李强还多次说，被叛徒出卖的、后来多数被杀害的同志曾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他们的不幸牺牲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叛徒对共产党威胁最大，因此，我们对叛徒的惩治是毫不留情，绝不手软的。

李强（1905-1996）

关于奸细，则来自几个方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蒋介石曾在汉口设立秘密机关，派出大批奸细收买武汉国民政府官员，一旦收买不成就对其实行“颠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的奸细们将眼光转向共产党，加上长沙许克祥也不断向武汉派奸细，就使共产党不得不在对付党内叛徒的同时，还要同蜂拥扑来的各路奸细作斗争。

当时的武汉还集中了德、英、法、日等国的众多谍报人员，他们以记者、外交人员、商人等公开身份为掩护，潜入武汉三镇，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摧毁中国革命的正义力量。他们尔虞我诈套取情报，使武汉的几乎每条街巷都暗藏了波谲云诡的谍战。当时的苏联高举共产主义运动旗帜，正带领各国共产党及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全面开展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霸斗争。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展现，就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行动部对外局、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以及共产国际下设的国家联络局等不同系统，分别向武汉派去大批情报人员，并指导中国情报保卫机构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进行殊死较量。

军委特科曾实施过两次“涉外”锄奸行动，第一次就出师不利。这不能不提到苏联叛徒尤金·皮克。

皮克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国军事政治使团工作人员，鲍罗廷的助手。1927年5月中旬，皮克偷了鲍罗廷的日记本和几份机密文件卖给一名法国领事，于是，共产国际决心干掉他。接受任务的是张浩（林育英），具体行动由两名武汉工人纠察队队员负责执行。

狡猾的皮克被约到一幢小洋房里。看到等待他的是两个工人纠察队队员，皮克立刻意识到落入圈套了，拔枪便逃。一个纠察队员连子弹都没上膛冲上去就打，但皮克已窜到窗台上。另一个纠察队员亮出匕首扑过去，剑光闪动间，皮克头部负伤血流满面。他跳下窗台嘶声怪叫，跑向邻街的院墙下翻过去，引来几个路过的外国人围观。两名纠察队员见已无法继续实施刺杀任务，只得饮恨撤退。

皮克被送到外国人在武汉开设的医院治疗，后来乘坐日本兵舰逃到上海，又逃到日本，还出版过一本书名为《鲍罗廷之罪恶》的书，封面有他穿日军军装、挎手枪的照片。二战爆发后，皮克为日本海军情报机构工作，后来又帮德国人搜集情报，还干过许多诈骗和敲诈勒索的无耻勾当。不久，德国人怀疑他同时也向中国出售德国情报。于是有一天，皮克被人发现“暴毙”于上海的一家医院。

皮克劣迹斑斑的情报掮客生涯足以令今天的影视编者炮制几十集狗血剧。他之所以如此狂傲，就是自以为本事大，苏联情报机构都奈何他不得，更别说中共了，完全不在其眼里。然而，一名英国军情五处的间谍就没有皮克那般幸运了。

英国军情五处——不列颠情报机关“三驾马车”之一，国际情报界最推崇的老资格间谍机构。一战后，英国军情五处将红色苏俄看作大英帝国最危险的敌人，发起了专门针对苏俄的冒险性行动。

也是在1927年五六月间，共产国际获知某英国间谍向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套磁，搞走了很多重要情报，若不及时采取行动，后果不堪设想，遂决定干掉英国间谍。军委特科情报股股长“董胖子”接受了任务。他找了—条船，和一个苏联情报人员一起约英国间谍游长江。船行江心人不知，刀一捅，脚一踢，不仅解决了人，还缴获了一支枪。李强刚到武汉就参与了这起锄奸行动的扫尾工作，为了防止那支双筒鸟枪在武汉露面，引来英国军情五处顺藤摸瓜的报复，李强将枪秘密带到上海交给了组织。

李强反复研究了上述两次锄奸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董胖子”在担任情报股股长之前，曾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斗争经验丰富。他对英国间谍做了充分了解，掌握其作息规律，接下来结识他并取得信任。他的工作节奏看起来不紧不慢，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时间、地点也选择得当，使英国间谍最终丧命于中共与苏共两位年轻情报人员的联手行动。这个锄奸结果“简约”得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过程很“丰满”，可谓“功夫在诗外”。

而刺杀皮克选定的时间、地点均不理想——人来人往之时，邻近大街之地，既不利于事先隐蔽，也不利于实施行动；行动人员未做好功课，对皮克缺乏了解，别看他“面孔苍白”，属于“恶病体质”，实际上腿脚颇有功夫，反侦察经验也很丰富。还有一条教训特别深刻，就是年轻的工人纠察队员训练不够，遇事慌张。看来锄奸行动不仅要胆大心细、枪法熟练，必要时得亲自动手——这至少是李强后来多次独自完成锄奸任务的重要动因之一。

李强的工作既危险又艰苦，不仅要有高度的忠诚，还需具备勇气、智慧和卓尔超群的行动能力。为此，他用上了全部心思。当时的特务股除了他，只有三个人。一个叫蔡飞，又叫余德富，外号“老白脸”，曾与顾顺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工，担任过“打狗队”队长。另一个叫陈莲生，又叫张阿林，外号“小白脸”，原是上海先施公司学徒。还有一个叫王竹樵，武汉纱厂工人，参加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李强说，就是这三个人，有时加上临时调派的人员，干的是“武”的，不是“文”的。他还说，我去了以后，在武汉那边也干了几件事，“事情有许多是我在那里搞，搞了几个”。

无疑，李强是军委特科特务股锄奸行动的主力。

1927年7月底的一天，有两个奸细从上海跟踪到武汉找顾顺章。要顾顺章给他们好处，否则就“不客气”，还威胁李强说要“劈杀侬”。于是顾顺章设计骗他们说，要带他们某地去当连长。两人信以为真，就跟着特科的人去了。半路上，在一个荒僻的地方，两名奸细被处决。事后，顾顺章轻描淡写地向领导汇报说，那只是两个“小流氓”。

1970年，李强首次开口谈起了在武汉的锄奸行动，他说：

我奉命清除他们（叛徒）。我带了几个人，把他们骗到小船上，在江中将他们杀死，投入江中。这样的事搞过好几次。还有好几次是到人家家里用手枪打死。在上海也这样干过。

至于李强说的搞过好几次究竟是几次？他带去一同完成任务的几个人都有谁？那些叛徒、奸细以及顾顺章说的那两个“小流氓”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等等，我们暂且将这些疑问都置于一边。要紧的是李强乃一介书生，自身禀赋本不在打打杀杀，可他不仅没日没夜地接受并执行特殊任务，还亲自参与锄奸；不仅面对凶恶的敌人时无所畏惧，而且凡出手必有“斩获”。这好像是悖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