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举办高规格学术会议，推进理解日本文化的“忧郁”研究。

2000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在日本京都召开高级学术会议，公司的目标是试图解决日本的抑郁症的文化难题，如何将日本的“忧病”转化为符合美国心理诊断标准的“抑郁症”。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是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学者，有美国的人类学家，也有日本的精神疾病专家。

在此次会议上，一些文化人类学者提出了对日本文化不同于美国文化的见解，比如美国麦吉尔大学的科迈尔博士认为，美国人对自我的体验是个体式的，孤立在个体的头脑里面，而日本人意识到的自我则少一点孤立的个体感，而更多与社会和自然背景联系。这类见解虽然是学术见解，但是却为制药公司理解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思路，等于学术专业知识变相地为利益而服务。

日本学者则详细叙述了该国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在整个医药卫生架构中的位置，还报告说，精神医疗服务当下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日本民众对情感障碍、抑郁的担忧，对高自杀率的关注都在迅猛增加。这无疑为医药公司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市场信号——日本人需要高科技药物，只是还没有醒悟。

京都会议最后达成的共识文件为葛兰素史克公司提供了市场战略和行动计划。同时，国际抑郁与焦虑共识团体发出警告：抑郁在日本普遍没有足够重视，但西方科技即将伸出援手。

第三，以推广高科技的名义，拉拢日本专家学者。

为了给自己的抗抑郁药开拓一个新市场，葛兰素史克成立了教育基金，多次举办高级学术会议，给予日本专家学者优厚的报酬。

一个显见的案例是，作为日本知名的精神科医生，杏林大学精神卫生系的田岛治教授在会议上便宣称，“采用国际通行的诊断标准和精神医学技术，能带来极大的好处，帮助评估患病率，还能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美国医药代表先进科技，“新而有效的治疗选择，尤其是SSRI类药物，能为减少日本社会的抑郁和焦虑障碍做出贡献。”这之后的好处是，葛兰素史克公司付给他优厚的酬金发表演讲和参加会议。

第四，投放巨量广告，扩展医学“常识”，吸引普通人购药。

在前三步做完之后，该公司开始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

一是大量的广告宣传。1995年神户地震三个月后，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制作了一期讲解彼得•克莱默的书《Listening to Prozac》,并在日本最大的电视网络播出，该节目宣称美国人在识别和治疗类似抑郁症、焦虑症这样的情绪障碍方面领先于全世界。

在某家制药公司的抗抑郁药广告网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就像一个蛋糕菜谱要你用正确比例的面粉、糖和小苏打，你的大脑也需要精确的化学平衡以保证最佳运行状态。”

二是精准投放广告。抑郁症就像是“心理上的感冒”，这句广告词非常经典，它有几重含义：它暗示“忧病”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那种严重疾病，所以也不应该带有任何社会羞耻感；表示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像买感冒药一样简单；抑郁症和感冒一样，极其常见。这种宣传说服了许多人为了可能算不上疾病的问题去寻求医疗干预。

三是心理诊断的可得性。人们可以在医药公司的网站上去做一个抑郁自我评估测试，如果测出来抑郁，就可以去医生那里要求开药。

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公司是在“搞阴谋诡计”，但是在美国医药公司的高管看来，这是一种基本人权，是推动普通人享有高科技成果的行为，是推动人们美好生活的行为。

葛兰素史克公司/资料图来自新华网

“病理化”：抑郁症成为“流行病”

通过此种策略，抑郁症逐渐成为了日本国民观念体系中的“常识”。

一是自杀是未被诊断的抑郁症的重要指标，将自杀等同于抑郁症。这也意味着，抑郁症是导致自杀的头等杀手，得了抑郁症不吃药就要自杀，显然，此举在制造社会焦虑。

二是将看病吃药看作是基本人权，日本人理应享受先进的科技成果，改善自己的生活。

三是将西方的药物宣传成为高科技产品。通过无数的实验和海量的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权威专家作证，证明SSRIs类的西方药物是被证实的西方高科技药物，是包含了人类最前沿的科技。科技是先进的，并且是无国界。

四是日本精神卫生医生应当使用美式的心理问卷来帮助诊断心理疾病。而此举使得心理疾病的判定日常化、简单化，普通人在网上做个量表便可以自行诊断。

五是宣传不完全符合抑郁诊断标准的可疑病人，仍然应该看作是有病的人，而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六是日本人必须重新审视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可以由SSRIs药物来治疗。

日本人的观念与日常认知被轻易改变，忧郁不再是一种表达美的生活方式，情绪体验，而是一种被称为“抑郁症”的疾病。其中病理化就好像是一种对待机械的方式，当医生给患者做诊断时，医生并不需要与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的具象化的患者深入接触，只需要量表测算。

“你的这里有症结”就好似“这车的轴承有问题”。病理化的好处是能迅速将症状归类，快速找到改变情况的方法，且把自己遇到的情况归结为病，对于深陷其中的人是一种解脱，“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病了，这我无法控制，不能怪我”。

由此，就需要看病吃药了，抗抑郁药物又被包装成为高科技和先进医疗技术的成果成为日本国民延续生命的药物，“抑郁症”由此流行开来。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的日本基本上处于一种对于欧美的文化依附的状态之中，对于西方的仰慕也间接对于吸收西方的先进医学知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许每一个日本人的血脉里，都潜藏着一种忧郁的气息，而西方医药科技将此气质显性化和病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