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超】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披露的数据，今天日本每100人中就有6人曾深受抑郁症困扰，女性比男性更多1.6倍左右。

1990年，一位日本年轻男性白领的自杀事件引起了日本大众的讨论，而自杀被新闻解读为一种心理疾病患者的绝望之举，这成为抑郁症在日本流行的开端。

然而在此之前，日本并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日本的精神卫生科很少关注普通常规的抑郁人群，而是几乎只针对重性心理疾病的治疗。即使患有重度心理疾病，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病人也是去精神科接受长期的治疗，而不是去心理卫生科，因为心理咨询在日本并不存在。

但是，在美国制药公司的极力推动下，抑郁症成为像感冒一样普通的流行病，“人均抑郁症”成了日本的常态——各个年龄群体都有可能得这种病，尤其是青少年更为普遍，均需要看病吃药。

日本影视剧《丈夫得了抑郁症》片段

“忧郁”：作为一种美的日本传统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只有一个关于抑郁的精神学术语——“忧病”，但它形容的是一种和精神分裂症一样长期且令人绝望的精神病患。在日常生活中的忧郁并不是一种病理化、病症化的症状，更多的是与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等社会存在相联系。

在江户时代，抑郁形容的是生命力量或者“气”郁结凝滞的状况。这种抑郁可以来自于情绪、社会冲突或者身体生理变化等各种原因，但是这并不被视为一种疾病，相反这是一种受人尊敬的心灵境界，普遍接受的做法是当事者去寻找自己痛苦中的社会和道德意义。

这也就是说忧郁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表达生活的方式。例如日本美学的三大核心便是物哀、幽玄、寂，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从字面上就流露出浓厚的忧郁和悲哀。

“如露降生，如露消散，此即吾生。难波之事，梦中之梦。”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正是其中凸显的一种忧郁气质。在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的文章中，大多体现出“物哀”之情，将“物”和“哀”结合在一起，就能够达到主客观融合获得相应的美感。川端康成的小说也往往在精致而朦胧的诗意中蕴含着人生的徒然、无端的哀愁以及美的终结——那是孤独沉思、心灵忧郁的结果。

《伊豆的舞女》剧照

到了20世纪60年代，“忧郁型人格”的概念被海德堡的一个临床心理学教授介绍进日本。这个概念形容的是“有高度的秩序感，对自己的成就有着超乎寻常的高要求”。

忧郁型人格反映了一种在日本特别受人尊敬的为人风格：认真、勤奋、细心且对他人的福祉乃至整个社会有着深切的关心。当社会的动荡打乱了这种人的生活节奏时，他们就会变得忧伤。这也就为研究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打上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意味着，在日本没有一个与西方标准的“抑郁症”概念平行的诊断分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Diagnostic &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的抑郁诊断标准作为通行的全球标准时，日本的深深的悲伤与受苦的感觉依旧留在“忧病”和理想化的“忧郁型人格”这种状态。并且，日本精神科医生也认为，美式的诊断标准根本不符合日本现状，比如情绪状态低沉两周就被诊断为抑郁症。

所以，当时的日本专家学者并没有把美式的标准作为唯一可行的诊断标准，也就不存在轻微抑郁的病理化问题，得了心理疾病还是去精神科接受治疗。

美式心理医疗诊断的症状在日本文化常常会被看作类似一种“良心道德”的东西，促使集体和个人去探究社会、灵性和道德上的不和谐因素，这里面包含了一些生命体验和社会意义。所以最后的治疗方式也不一样，美国人既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悲伤感觉，又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会心理咨询和吃药治疗。而这些文化常常以社会和道德的意义来解读如此的痛苦，他们寻求慰藉的来源只会是家庭成员或者族群里面的长者和精神领袖。

也就是说，美式抑郁症和治疗该种抑郁症的药物在日本是没有市场的，不被接受的。为此，在21世纪初，美国的医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策略，而日本的精神病专业的学者是接受了美式的诊断标准，由此，普通人就像得了感冒一样得了抑郁症。

市场：美式抑郁症的“营销”

医药巨头的目标是从根本层面影响整个日本对悲伤和抑郁的理解。为此，以葛兰素史克为代表的美国医药巨头采取了一系列策略。

第一，打开医药进入日本市场大门。

日本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新药上市，需要做长期的人体实验，面临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平均一种新药上市得十年左右。然而，葛兰素史克花费了巨资，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打通日本国内的政策监管和官僚系统的各个环节，为抗抑郁药物的上市开启了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