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的？

鼎盛时期的清朝统治者，掌控着辽阔的疆域和多元的人口，比起先前的帝王都更有可能宣称自己是普世君主，并对大清版图内的各种文化和语言都表现出尊重，无论这仅仅是一种姿态，还是出于真心。

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在与具有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民众打交道时，的确是以不同的形象出现的。在内地汉人社会，清帝力图以儒家圣贤君主的姿态展现自己；面对西藏和蒙古的喇嘛教徒，以及满洲地区的萨满教信众，则以慷慨的护主身份出现；同时，为了让从满洲到中亚的辽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臣服于朝廷，统治者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先前部落国家时代可汗制度的传统。乾隆帝因此会不时地自视为跨越文化和族群藩篱，统御四海的“天下共主”。

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清朝将边疆和内地等同视之，也不意味着清朝皇帝作为非汉人族群之护主或可汗身份，跟在华夏本土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所扮演的“天子”角色同样重要。

概而言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迁都北京、平定中原之后，清朝将自己的定位从偏居边陲的满人政权转变为统治华夏本土的正统王朝，并且重新界定了“中国”，涵盖范围从内地省份延伸至边疆地区，从而使大清等同于“中国”。

相应地，清朝统治者也改造了自身与边疆地区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部落首领之间平等相处，而是继承了先前中原王朝的一套规制，将其界定为基于儒家政治秩序的君臣关系。对于清廷来说，内地各省无疑构成其疆域的主体，因为这里不仅为国家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所需的财富和人才，同时还为他们统治华夏本土、边疆及藩属国提供了政治的和文化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尽管清廷允许边疆地区的精英享有一定的行政和宗教自主权，但在处理与边疆的关系时，毫不犹豫地将其纳入承袭自先前华夏王朝的儒家政治秩序的框架之中。

总之，清朝最好被视作一个二元国家，它融合了游牧民族征服王朝的传统与中原王朝的文化及政治遗产。相较于此前曾经入主华北或统治中国全境的异族王朝，包括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386—534)、契丹人建立的辽朝(907—1125)、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06—1368)，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最长(1644—1911)。

清朝国祚绵长之根本原因，是其相辅相成的两个特征，皆为国家建构所不可或缺：

(1)将内亚边疆地区正式纳入版图，由此消除了来自游牧部落的威胁；

(2)继承了前明的正统，从征服王朝转向复合型王朝。清朝通过尊重士人特权、认同儒家理念、因地制宜地选择治理策略等，赢得了地方精英的忠诚。

在内地各省，它既依靠士绅精英处理乡村日常行政事务，同时又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自主权，由此既能把汉人社会置于中央的有效统治之下，又将政府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同样，在边疆地区，通过庇护喇嘛教及允许当地的宗教和世俗领袖掌握一定的地方行政事务自主权，清廷也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由此，清朝无须大量派驻军队，即可维持边疆的稳定，同时也无须使用强制手段，即可确保边陲地区非汉人族群的臣服。清廷强调通过宗教和政治纽带稳固边疆，而非诉诸暴力，也有助于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产生认同。

前后两个世纪的开疆拓土和边疆的巩固，不仅使得中国的版图得以扩大，也有助于在汉人与非汉人精英之间产生共同的国家意识，即他们一同生活在一个重新界定后的疆域之内。这种观念的生命力，甚至比国家本身更加久远。

归根到底，清朝可谓帝制时代华夏国家谱系的最后一个王朝。但清朝的“中国性”，跟清之前的王朝不尽相同。“中国”的概念重新得到了界定，既体现了中国以往的文化和政治遗产特征，又显现出以往所未见的多样性和复合性。事实上，中国文化本身之所以如此悠久而富有韧性，正是因为其长期以来一直保有向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族群因子开放的传统。

正是由于华夏族群在同化其他民族且又吸纳异族文化遗产的要素方面，所展现的非同寻常的能力，才使得中华先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坚强生存，繁衍不息。清朝只是这一长篇故事的最后一章而已。

【本文节选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