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这些急剧增加的工作量，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否充足？大家在第一线面临很高的感染风险，你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李骋：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街道有一个社区有工作人员确诊了，整个社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被隔离了，但是那个社区没有停下来，街道其他社区的年轻人就主动请缨支援，把那个社区所有的工作接下来继续做。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党员主动站了出来，从最开始到现在连着一个多星期，社区范围内在职党员全部进社区听我们安排；在家居家，还没上班的在职党员都来到社区，并且安排了组长和我们对接。这些党员有政府、事业单位的，也有来自企业的。

因为社区工作人员缺口比较大，工作非常繁重，有大量排查、电话等，有些基础性的工作，党员可以帮助我们来做，而且他们也可以帮我们争取更多资源，协调相关事务，包括很多部委办局的党员，只要是没有得病的，都会听我们安排，一般会让年轻的党员帮忙做基础性的事，而一些部门领导也是以党员身份在我们这里协助工作。

比如，我们社区党员志愿者的组长是科技局主任，他一直非常热衷于在我们社区服务，当我们这里消毒水快要没有的时候，他们科技局正好有平时负责生产消毒水的企业，于是在他的协调下，消毒水优先供给了我们社区。在保证我们这里供给的同时，还要多做一点点。他还帮我们联系了采购红外体温枪的渠道，我们也买到了红外体温枪。

我所在的社区是3138户、7000人左右，原本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1人，现在这里直接报到的党员已经有十多人，再加上街道有一整个科室、4个人现在都分配在我们这，这些人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社区这次抗击疫情的主力人员。

观察者网：武汉的情况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作为基层一线的书记，您和您的同事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将近一个月来，武汉市民经历了什么？

李骋：比较难搞的是最开始那几天，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说我病了你就得安排我治，很多发热病人以及家属就跑到社区里面，很不理解。其实那时候，我们了解的情况也不比这些普通居民多，只能不停地向上请示，这些人到底怎么办？

在还没有具体流程时，我们只能跟他们解释，您发热在这里等着也没有用，这里没法确诊，当时我们的社区医生也在外地，所以只能帮助他们尽可能去医院看病，联系社区指定医院让这些发热患者自己去看。总之刚开始几天，从腊月二十八一直到初三，我们也处在比较混乱的状态下。

后面我们对流程越来越熟悉，上面也理得越来越顺，社区医生也回来了，到了初三、初四之后工作就顺了很多。之前来自居民的意见还是有的，他们也是不理解，非常焦虑。当时武汉刚刚封城，大家非常恐慌，一时半会儿没能接受这个事情，但是过渡到现在，每天武汉新增的病例很多，我所在的周围反而并没有太大的恐慌出现。

之前武汉的矛盾点在于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居民的发病情况不匹配。现在这个时节本来感冒和发烧的就很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武汉封城前，大家恨不得每个医院都跑，现在知道要去定点医院，用分级诊疗的方式一级一级走完确诊和治疗程序，这样就好得多了，也减轻了医院的负担。

图片来源：新华网

因为疫情被封闭的武汉，我们每一个武汉人都经历了身心双重煎熬，目睹了很多生死离别。我作为社区书记，曾帮助一位下岗女工申请特别通行证，她的丈夫在武汉封城期间不幸癌症病逝，我们用社区滴滴连夜将她们送回黄冈老家。我自己也一直没有休息，离开三岁和四个月大的两个孩子，和同事们一起被“隔离”在了工作岗位上（我们属于高危接触，要和家人隔离开），每天的食物也主要是以泡面和速冻水饺为主。大家都在用意志力扛着，虽然整个身心都很疲惫，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身边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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