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于3月28日至31日在博鳌举行，今年论坛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来自世界的大咖们共商疫后世界发展大计，促进国际团结与合作。

在28日召开的“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分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咨委、澳门特区政府前经济财政司司长、博鳌亚洲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委员会主席梁维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芬坎蒂尼集团亚太区负责人法布奇欧·费里，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世会，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副总经理冯波等学界商界人士，共同探讨当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格局，以及企业如何在这个变动中寻找最优解。

观察者网整理了本场分论坛的部分讨论内容，未经发言者审定，仅供参考。

博鳌亚洲论坛“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分论坛现场

主持人：想问费里先生一个问题，最近芬坎蒂尼把一些生产设施从中国迁到了东南亚，是什么因素让投资者觉得东南亚更有吸引力，更多的区域化或去全球化的操作会让情况变得更好吗？

费里：很高兴再次受邀来到博鳌亚洲论坛。关于上述趋势，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是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供应链所造成的影响；第二，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在东南亚这一群体逐渐壮大，并且有更强的购买力。

回到第一点，新冠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极大影响，所有的封锁措施基本上都影响到了物流和采购。但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病毒再次突显了一些问题——即在新冠疫情之前供应链本身就已经存在的问题，比如供应链太长，缺少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和劳动力。这个适应性的战略是以成本为驱动的，有很多企业经历了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这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而中国的情况要更加困难一些，因为过去两到三年的疫情封控，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将自己的供应链调整到东南亚或其他市场，而为中国市场生产的企业自然会把供应链放在中国。

第二，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蓬勃壮大，他们想要拓展，也期待更好的服务。而跨国企业正在锁定这些目标受众，他们想与终端用户离得更近一些，从而可以对产品进行更好的定制，更好地理解这个市场，同时也有价格上的优势——当离市场更近的时候，可以减少物流供应方面的成本，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以服务东南亚市场。

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有很多企业依然是在为中国市场生产，自然会在中国有一个本土化的供应链。企业在考虑调整的时候，需要有调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对原材料、仓储、运营资本的管理方面进行通盘考量，但企业必须要面对新的现实。

芬坎蒂尼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负责亚太和中国的市场；在中国，我们为中国市场生产邮轮，与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我们也正在将供应链本土化，因为其中有36%的业务是通过本土供应链实现的。昨天，我见到了上海自贸区的领导，一起探讨了如何能更好地吸引更多的欧洲供应商来到上海，以支持我们的项目。

我们在越南也有产能，在此生产的船主要是用于海外风电厂，面向国际市场；也就是说在越南生产，但销往国际市场。在越南，我们的战略是实现供应链的本地化，因为我们需要很多材料进入这个船厂中。不同的情况，取决于不同的企业。我相信中国仍会是一个生产中心，如果有一部分转移到东南亚，那是因为我们需要为东南亚市场服务。

主持人：非常感谢！费里刚才提到想要更多的接近市场、接近消费者，同时也要考虑成本问题及安全问题。朱世会先生来自商务部门，你们企业是否也会考虑把一些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朱世会：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我来自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有50%的销售在海外，因此“脱钩”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无论这个供应链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正在重塑——不管是出于地缘政治冲突或新冠疫情，我们必须应对这些问题，而且几乎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状况，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客户。

因为中美所谓的“脱钩”，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解决“脱钩”的计划，所以我们得有两手计划：A计划就是在中国生产，然后向美国及全世界提供；B计划就是在中国之外生产，为未来做一些准备。因此，我们到美国投资，为客户制造商提供服务，也有一些生产搬到中国之外的第三国，比如东南亚国家，在那里建立合资企业。我们生产的是珍稀金属材料，对电子产品的生产非常关键，这是客户必须要有的材料，无法选择其他材料替代。

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但这些大客户也要遵守政府的规定，因此我们必须共同解决问题。他们在被美国政府逼迫的局面下需要一个应对脱钩的计划，于是我们也被迫有了B计划，这个计划当然会产生一些成本，但幸运的是客户愿意分担其中50%的成本。作为制造商，我们也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必须生存下来，这是新的局面。所幸到目前为止，我们生存得还不错。

主持人：您提到B计划是为长期做一些准备，为脱钩做好准备，但不知这个“长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

朱世会：我想未来三年，我们会建立一个全资企业，如果情况变得很糟糕的话，我们只能是少数股东了。但是，我们的主要研发中心都是在中国，生产设施可能会放在海外，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把多数股让给他们，自己拥有少数股，但很多的设备、技术、材料都是来自中国，可能原材料并不是来自中国。

位于越南北江省的光州工业园，富士康工厂就在这里。图自纽约时报

前往北江省云中工业园的工人

主持人：贝哲民先生，我们知道有一些供应链的变化是自然的，因为想要避免高成本的劳动力，但另一些供应链的调整是因为政治，你认为一些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产能中，有多大比例是出于这两种原因？

贝哲民：大多数生产离开中国到了越南等国，可能占比数字看起来不大，但实际涉及的金额很大。还有很多原材料，比如我们戴的领带中用的丝线大多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在产业链转移过程中所获得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他们拿到的可能是来自富士康的一些单子，所占的比例比较小。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墨西哥是不少企业的选择，但主要集中在钢铁行业，所以墨西哥主要是钢铁行业转移产能的目的地，比如像电冰箱等白色家电转移到墨西哥、波兰生产，这些货物比较沉，也需要考虑减少交通运输成本。总的来说，这是比较小的变化，但趋势会继续；东南亚仍需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变成中国这样的制造业中心，欧洲和北美也同样需要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