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的东中西三条线路中，从长江上游水系向黄河上游水系调水的西线工程，由于对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过于巨大的投资量级、施工难度，自提出至今数十年间，始终处于比选论证阶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的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后，工程后续建设已经出现了提速迹象。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此前对该工程实施进度的表述是“推动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建设，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比选论证”；但在8月《人民政协报》刊载的《只为大江济大河——全国政协“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题调研综述》一文中，则对工程进度作出更激进的展望：“西线工程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开工时间表，但其实需求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规划方案比选论证工作，用两年左右时间开展重大问题研究，两年左右时间进行立项决策论证，力争在‘十四五’期末实现开工建设”。

一旦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正式开工，这一投资量级或许将达到万亿水平的“人类工程之王”，以及地方主导的黄河水系局部整治配套投入，无疑将为中国基建投资注入新的动力。

南水北调线路示意图 图片来自星球研究所

超前基建的第二个层面涵义，则是面向呼之欲出的数字化、智能化、清洁化转型浪潮，超前部署相关基础设施或技术能力“基座”，如清洁能源消费所需要的，从生产、输配电、储能到终端供能的基础设施体系，或智能化时代“万物互联”所需要的泛在传感器、物联网、云端存储算力等支撑要素，这些新质基础设施建设，亦即“新基建”，将帮助中国产业界乃至全社会，更充分享受到这一巨大变革浪潮释放的力量。

以新基建的代表性项目5G基站建设为例，客观而言，上半年投入确实有所放缓，三大运营商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特别是市占率居后的电信、联通，自建基站投入明显趋于保守。这一方面是个人用户对5G的使用体验，由于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服务商的流媒体优化技术迭代，相当程度上缺少与4G的可感知差异，导致5G用户导入缓慢，投资回收期延宕；另一方面，5G在行业应用，也就是企业市场上的开拓，尽管成果不断，但仍然未能达到由点及面，打穿某个大领域需求，形成“杀手级”应用场景。

新基建领域的超前建设，要求跳出短期成本收益权衡，在短期内，接受能力建设相较于实际需求的“过剩”，宁可让基础设施等待应用爆发，而不让终端应用的可能突破，受限于基础设施不足。

这种做法，事实上暗合着技术与商业创新的需要，例如作为美国防空基础设施而出现的互联网，正是由于院校之间局域网的能力“过剩”，为六七十年代的校园极客，提供了应用创新的可能，基础设施的“富余”能力溢出，往往会带动大量的技术前沿创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产业化潜力。

不过在超前基建的同时，“适度”，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这种适度，同样有两层内涵。第一层，也是最直接的涵义，无疑是不能过度与实际需求脱节，以往基建领域出现的投资效益下滑现象，往往来自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举债弱约束下的过度建设，超出人口与产业现象的“新城”、“新区”建设冲动，留下了数不胜数的“鬼城”。

另一层涵义，则是基建投资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在恰当的位置发挥作用，尊重技术发展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在项目的具体规划建设实施上，淡化“运动员”的角色，如采用公私合营PPP等创新模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鼓励终端应用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此同时，政府的“裁判员”角色，则应大大加强，对政策套利的投机资本，或过度发展的垄断资本，应有相对健全严密的纠正机制。

在这方面，美国曾有过深刻教训，上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提出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号称将用20年时间、耗资4000亿美元打造一个宽带网络“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随后投机这一风口的AT&T随后耗费巨资并购地区性网络服务商，试图建立垄断宽带基础设施的“大一统”地位，却未料到不出数年，以家用有线电视为终端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被家用电脑渗透率的快速提升所颠覆，过度负债扩张的AT&T，也不得不全面剥离业务，最终卖身关联公司。

无论如何在基建投资即将到来的提速中，大项目与新现象将层出不穷涌现；其中的光荣与梦想，辉煌与遗憾，我们都将共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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