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斐济村民相互间见面时或是遇到陌生人时，都会露出真诚灿烂的微笑，接着就会问候一声Bula！（你好），其后还要加上相应称呼，如叔叔，舅舅，他小孩的爸爸等称呼，这样的表达也被看作为一种相互间的尊重和礼仪。相比之下，友好的问候、对彼此身份的熟悉以及使用恰当的亲属称谓，在北岛营地的中国工人中明显的缺席。很多在营地工作过的村民说，中国人很粗鲁，不文明，只会对老板点头哈腰，对于底下的人，特别是对斐济人，缺乏基本的尊重。一位村民解释说：“他们和我们说话都没有称呼，直接就发布命令。”而在斐济的文化语境中，成年人被大声支使着去做事情是不常见的现象，发号施令被看做对待小孩子的做法。

另外，对斐济村民而言，集体劳动是一个商量以达成共识的过程。此外，斐济村民参与的集体劳动如修建学校、打扫球场、清洗水库等一般由酋长、牧师或是村长带领，酋长或牧师对众人的领导方式是感召和动员，针对的问题是良心和集体认同，而不是用驱使、命令、监督或惩罚手段达到集体劳动的目的。因而斐济村民很难接受在中国营地指令式、有奖惩措施、甚至“不讲情面”的劳动组织方式。况且，在中国工人支配下的劳动并不具有斐济村民认可的公益性质或神圣意义，而仅仅被视作为一个获得酬劳的工作而已。

四、开始走向文化自觉的可能性

在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更大规模的互动必然伴随出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的张力，甚至出现更多的文化摩擦、误解以及碰撞。因此，费孝通先生早在1997年就提出的“文化自觉”主张，显得十分具有前瞻性。根据费老当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说法，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各种文化都在接触、在碰头，在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所以特别需要利用文化自觉理念，把握好多元文化的互动关系。在那次会议之后撰写出的文章中，费老更为明确地将文化自觉放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之中命题。在费老看来，小至个体大到民族或国家，文化自觉的实现需要以其他文化作为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用费孝通先生自己的话加以概括：“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文化自觉的意义则在于“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费孝通

费老所说的文化自觉之艰巨性并非泛泛而谈，这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各舒所长、联手发展不但是一个理想化的理念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艰巨、敏感且不可预测的的实践问题。假如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文化互动，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将仅仅属于少数人类学家的专有知识。笔者认为，普通人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只能在具有实际内容的生活或工作关系中发生。假如没有实质性的文化互动，涉及到多元文化的自觉只是空谈。在这层意义上，北岛营地可以说是一个在普通人中建构跨文化理解的实质性空间。在这里，虽然工作关系充斥着矛盾和摩擦，但斐济村民还是找到了看一个中国和世界的窗口，斐济村民对中国营地生活的羡慕反映出他们对既定秩序的反思。尤其对年轻人而言，中国营地代表的外部世界有着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难怪好几个辍学在家的女孩常常缠着我要学习中文，说想要同中国修路工人交流，今后要嫁给中国人到中国去生活。

在北岛营地工作的斐济人对中国的正面性和负面性判断屡屡重叠在一起，重心时而移到否定，之后又回到肯定，反映出斐济村民对于相对陌生的外来世界的张望与彷徨，同时也反应出当地人的向往和期待。正如一位在北岛施工营地工作的斐济人所言：“一开始，我们都觉得中国人挺粗鲁，不打招呼，说话也没有称呼，但他们慢慢也开始变得有礼貌了起来”。另外一位在北岛营地工作的村民则更为辩证地说道：“中国是充满希望、拥有先进科技的国度。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但我们有土地，有大海，有家人跟我们在一起”。诸如此类的朴素言语表达出对他者和自我的同时肯定，在表现出对他者文化的羡慕之际，对自我文化的态度仍不自卑，大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意涵。

对北岛营地的中国工人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斐济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一位中国工人这样说道：“斐济就像是七八十年代还没有改革开放的中国，跟中国比差远了”。另外一位中国工人也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经济比斐济发达，而斐济当地人则是“井底之蛙”。他说道：“虽然斐济人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不愁吃喝，但这样的生活给我，我肯定不要”。

但大多数中国工人都认为斐济人拥有着友好、善良、淳朴的优秀品质。他们表示，斐济人具有中国人缺乏的某些文化要素和品德。一位中国工人坦荡地直言：“中国人没素质，素质低，斐济人比中国人好”。此类说法试图把斐济人描述成为在道德层面比中国人更为优秀的民族。换言之，他们对斐济人赞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希望自己的民族有更多向善的可能性。尤其在分享、平等、友好、淳朴等问题上，这些中国工人对斐济文化的肯定更为坚决，所发表的评述超脱唯经济论的局限，对自身文化的缺失和缺陷有所反思。假如可以套用费先生的说法，此类“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

斐济人的婚礼

在北岛营地，一部分中国工人开始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在相当程度来自异文化作为一面镜子的特殊作用。在这面文化对照比较的镜子中，他们看到的不是自我文化的美貌，而是缺陷和遗憾。正如人类学家可以通过他者文化更好地理解自我文化的道理一样，这些中国工人来到斐济之后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一种立体镜像的认识，被斐济村民朴实善良的品性所感染，因而看到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和另外一种可能的道德秩序。

总之，笔者在本文提供的描述和分析意在说明，不同文化的互动虽然会出现对异文化的排斥，但也可以提供一面镜子反观自我文化，从而可能帮助参与跨文化互动的人们摸索文化反思道路和实现文化自觉的途径。简而言之，中国经济与外交的全球延伸一定不会是一个文化真空，而是一个必然充斥文化碰撞与摩擦的场域，同时还是一个有可能激发文化反思并培养文化自觉的跨文化互动空间。这一辩证的关系同时说明实现文化自觉的艰巨性和可能性。

【本文原载于经略网刊（微信ID：jingluewangkan），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