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济村民平时在地里的劳作大多用大刀砍灌木丛和野草，开辟出一块地后开始耕种。这种劳动方式与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刀耕火种方式异曲同工。但在一些中国工人的眼中，斐济人的这种劳作方式简单但缺乏技术含量。一位自称“老王”的中国工人这样说：“这里的人就适合干一点粗活、重活。细致的、需要动脑子的就干不来。拿着刀除草他们很在行，这是他们的强项。而且说什么他们就只知道把那一件事情做了，想不到把相关的事情都做了”。有关斐济村民不会动脑子干活的说法当然是一种偏见。斐济村民在自己熟悉的开荒种田、下海捕鱼或食品采集过程很会动脑子，他们可以迅速的从一颗椰子果里面用刀子撬出两块完整的椰子肉，也知道怎样拿着手电筒在黑夜里不过一两个小时就捡回来一大麻袋够全家子人饱食一顿的螃蟹。在工地上“被动”的工作习惯要归因于他们对大集体形式的工业化劳动之不解，更要归因于斐济民工受中国工人支配的劳动角色。

另外，斐济村民通常将工作看作是个人对于特定关系的认同，他们习惯在干活的时候相互交流，很少有不说话闷着头干活的情况。在工作中，几个人还会坐在干活的工人旁边陪伴着，有的就直接躺着打盹。干活与休息相互交织。这种劳动方式还与斐济村民的共享生活方式有关。个体是嵌入到社区（community）当中的，社区是斐济人认同的中心组成部分。例如，在斐济的村庄中，时常会有各类聚会，如婚礼、葬礼、送别礼等等。准备时男子去地里挖芋头和木薯之类的主食，杀猪宰牛，然后找一块空地烧火做lovo（所谓lovo是先把石头烧热再用石头的温度加热食物的烹饪方法，是斐济传统烹饪方式，在大型聚会时必不可少。）；女人们则一起去海里捕鱼、采集野菜、切菜、做饭；最后开饭服务的一般是年轻女子。此类活动的特点之一是某个氏族或是整个村庄的人聚在一起劳动并共享食物。一般的聚会仪式都会持续两三天，村民为了仪式活动准备会比较忙碌，但用一位村民的话来说，“这种比较忙碌的劳动只持续一两天而已，过后就是休息”。与中国工人相比，斐济村民对工作的理解更为生活化。到中国营地打工的目的要么为了孩子上学，要么为了盖房子，道理如同到大海捕鱼一样。

中国为斐济培养的专家

但对于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而言，工作的意义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国家利益、公司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一位施工负责人这样说道：“说大了，来斐济工作，是政府行为，促进两国经济繁荣，造福斐济。说小了，是维护企业利益，扩大海外市场”。当然，能够得到相对丰厚的收入也是他们远离家人孤身在外的慰藉。由于个人利益的实现要通过公司利益的实现，而公司利益要通过国家利益实现，北岛营地的中国工人需要在一个异文化环境中将自己的利益与公司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同时需要指导本地人从事有严格工期限制的劳动。加之公司上层领导的教育，北岛的中国工人也具有代表国家来到斐济施工的自豪感。所以劳动和工作对中国工人而言具有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体利益三位一体的意义。

三、何为工作规矩？

北岛营地的施工程序需要斐济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但“斐济时间”影响下的斐济政府工作效率常常导致工程进度的迟缓。“斐济时间”是指斐济整体弥散着一种悠闲的文化气氛，甚至连开会迟到也往往能够得到原谅。当地人常常会笑着对很着急的人说：“别着急！这里是斐济时间”。但这种做任何事情都不紧不慢的工作方式，让着急赶工期的中国人很难接受，甚至认为他们是故意“磨洋工”。由于这一认识，在施工营地的中国员工常常问我，斐济语“快点”怎么说，以便更好地催促斐济下属赶快干活。

在斐济语中，“快点”（totolo）不是招人喜欢的字眼；“慢点”（malua）则有按习惯办事的意涵。对于“快点”和“慢点”的不同文化意义，我在田野调查中深有感触。例如，我在同斐济员工交流时得知，从国内新来的一位大厨因为他不会说英语，更不会讲斐济语，很多事情没法命令斐济帮厨快点去做，而只能自己动手，所以成为斐济员工眼中的“好人”。相比之下，他之前的那个厨师会说几句英语，常常催促斐济工人快快地完成工作，因而在斐济员工眼中属于“不好”的范畴，因为他只动嘴不动手。

在中国工人和监工眼中，积极和被动的干活也是一个工作效率问题。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强调积极主动，而不是老板说一下才动一下。因而在中国工人看来，斐济工人很多时候是“眼中没活”、“懒惰消极”。例如，一位中国监工说：“如果你告诉斐济人收拾桌上的东西，他们就不会想着收拾完东西后把桌子擦一下。”而一位斐济工人则说，“每天上班他们总是叫我们去做这个，去做那个，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让人觉得很累”。那位中国监工的说法透露出了中国人对斐济工人不知道主动去完成一些相配套的工作而无奈只能发号指令的惯习；而那位斐济工人的说法则反映了他们对发号指令的不适。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人只能用简单生硬的英文词汇指挥斐济人加快工作进度，其表达方式显得武断生硬，难以被斐济民工接受。

在出勤问题上，文化的摩擦也时而发生。在北岛施工营地，斐济员工的工资按小时计算，每星期五结算一次。他们往往是需要用钱了才来工作，再加上斐济村民有很多的家庭责任和亲属责任，如婚礼、葬礼、或家里亲戚请求帮忙，所以未必能够每一天来上班。所以在中国公司领导看来，“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习惯也是斐济人劳动纪律性较差的表现之一，但也十分无奈。一些中国工人甚至说，其实斐济员工才是老板，因为想不想上班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无论是上班聊天，还是不断出现的缺勤问题，在中国援外项目管理者看来都属于混饭吃的表现。工作，在中国俗语中被称作“饭碗”；勤奋、肯干、能吃苦、任劳任怨，一直是中国文化中对“好员工”的基本要求。再加上修建公路的中国人受限于上级下达的命令，评价工人表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对工期的期待。但这并不是斐济民工的期待，也不是斐济政府对斐济民众的期待。

勤劳的中国工人

项目部员工大部分都是斐济当地人：约200名项目部员工中当地人有152个。尽管如此，斐济政府和斐济民工还是认为这是一家中国人的公司，活干得好不好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如此的张力让中国公司领导和员工不仅面临施工和管理中的阻力和困难，还要在工期延误时承受斐济政府的责难。

对斐济民工的工作表现，中国工人常常用简单的“gooder”或“no gooder”表示赞同或否定，当地人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很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表达方式，甚至在斐济人日常用语或是和中国人交流互动的时候也模仿中国人的蹩脚英语来相互逗趣。斐济人对中国人说的英文的嘲笑说明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缩影，可以被听者解读为说者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