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转折点之后，将是立体滚筒式的发展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就能发现，为什么在内部调结构依然未完、转型升级依然存在瓶颈，而外部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仍在进行甚至层层加码的情况下，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渐渐开始采取更为主动进取的姿态。

在去年9月末、10月初，伴随着洲际导弹的试射成功，与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陆续出台，笔者当时就在前文中认为增量政策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刺激，而是我们迎来战略转折点的系统布局。到了2024年末，一边是经济政策持续加码，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正在陆续推出，一边是军事成果仍在井喷，并且开始直接对美国触犯我国利益的企业、个人和进出口进行反向制裁，更强化了对此判断的信心。攻守之势正在逐步易形。

而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足以给挑衅的对手形成降维打击之处在于，我们并非像以往的列强那样，依靠给他人做减法来实现自己的加法。我们仍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在发展中自然而然完成反击的蓄能。并且在这个进程中，拉上全世界一起做加法！

制造业大国的生命在于市场的需求，我们的对手也酷爱以“产能过剩”、“输出到头”来诅咒我们早入瓶颈。事实上，依然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可以在发展中被继续激发，内外也可以在双循环格局下互相激发。部分观点常会将内外需从时间和空间上割裂，事实并非如此。即以国产替代一项为例，上文我们列举了若干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国产工业品，但还有大量日用终端产品和关键零部件，诸如智能手机、电脑、数控机床、重卡、大飞机、芯片……哪怕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还远远到不了这个比例。

更不用说还有那庞大的海外市场，就以汽车这一个行业在与我们接壤的东南亚市场，当地仅日系车的存量市场占有率就占到70%，这是多大的替换市场？而且当地的人均拥车率普遍较低，除文莱、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以外，多数国家的每千人汽车保有量都不到100辆，这又得是多大的增量市场？而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不是简单的车子卖出去就完了，配套的电力供应、信息智能、基建改造、商品物流、服务保障……形成上文多次提到的一揽子输出，这又将是怎样的关联市场？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东南亚市场，根据全球汽车信息平台Marklines的统计和预测，中国汽车将在全球大多数区位保持20%以上的年增速。而这又仅仅只是汽车这一个行业。

在Marklines对中系汽车品牌的出海预测里，唯一增速较低的南美洲市场症结在于巴西还不在“一带一路”国家统计列表中，2024年中巴汽车交易也出现井喷。 申万宏源研究《十年“带路”，百年重塑》

一个个行业需求增长的背后，反映的是海内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攫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全球化1.0中是被剥夺的，正等待新时代全球化2.0的匡正。由着这样巨量的需求，对于现阶段已经“立体滚筒式发展”的中国制造来说，凡是技术还存在差距的，就是下一步突破的方向；凡是市场占比不高的，就有咱未来的市场；凡是能触类旁通的，就是咱可以拓展的赛道。

国内的技术突破才初见曙光，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方兴未艾，在双循环大布局下，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区域整合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头，内外需联动的交叉增长也尚在磨合，大量的技术、质量、服务和行业标准都在相互促进、更新迭代，释放出更大的增量。此时谈论“中国制造已经到头”、“中国外贸已经见顶”，其无聊程度，恍若是在预测一群正在田径场冲刺的青奥会运动员哪天要入土。

此外，内部的以旧换新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增量来源。根据商务部设定的目标，2027年报废汽车回收量将较2023年增加一倍，废旧家电回收量较2023年增长30%。根据测算，本轮以旧换新将拉动汽车消费达4363亿元左右，家电消费突破1000亿元。在此之外，还有大量机械设备、医疗器械、交通运输装备等待更换。

这种更换同样不是单纯的产品更换，不仅要提高技术与质量，同样也是生产和服务场景、制造和服务标准、供应和需求链条的一次大翻新，是中国制造在产能、资本、技术、基建、品牌、服务、定价在内的全方位更新与进化，将深刻地影响到国内外每一个区域生产生活模式的迭代，实现内外需的联动。

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双循环格局下，我们的经济生产与服务配套会是体系化的输出，带动起巨量的场景，由此引导出大量的需求。而为了保障市场和需求，对于国际间分工协作、地缘内各项资源的协调调度、诸如军事存在这样的硬实力展现，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我们在新时代转折点所必须要去完善的政治经济学。

三、发展中，我们必须回答的那些转折点之问

转折点是属于新时代的，自然会产生一系列新问题等待我们的答案。有些是风云新途究竟怎么开，需要划时代的魄力去新建；有些则是一以贯之的老问题呼唤新办法，老瓶要装新酒，这酒又新在何处。笔者个人为这些问题分别总结了几个诨名，供朋友们参考和探讨。

（一）外循环构建的“丁仲礼之问”

这个问题在之前涉及外贸的多篇文章里笔者都有涉及，老先生当年为了气候问题怒怼柴静言论：“中国人是不是人，中国人的发展权难道不是发展权？”同样，在如今企业出海、产能输出、推动以我为主的全球化2.0时，我们中国该怎么处理好本国输出与他国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如何面对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产业利益而与我们的竞争乃至保护主义？又该如何看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增长普遍乏力的情况下，如何竞争既有存量的资源和市场，并探索建立兼顾跨国效率与公平的争端协商机制？

当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时候，笔者曾在环境经济学课程上遇到了自己的恩师。他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讲解，与公共政策“两难问题”的剖析，对我来说，不仅是授课，也是自己知行范式的升级。同样，今天在外循环上，我们一样会面对南方兄弟国家围绕发展所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一样会面临从贸易到主权一系列自由与保护的“两难问题”，我们该如何给出与资本主义列强所不同的答案，这关系到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说服力的经济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概念，也将在大量现实细节问题的解答中日益清晰。 外交部

（二）多边合作领域的“袁文才之问”

就在观察者网的专栏上，不知有多少位作者不断在探讨国际合作如何取信于人，尤其是我们的海外合作必然会从经济走向政治。我之所以将其命名为“袁文才之问”，正是因为当年毛委员带领区区几百人登临井冈山，试图点亮星星之火时，袁文才他们就曾问得非常尖锐：如何能让山里的同志们相信咱的队伍能定得住、待得久？

不得不感慨一句“换了人间”，才不到100年，老人家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锻冶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当代文明，如他所愿地“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上九天、下五洋，正在掀起人类历史的一场新变革，也面临着新时代的“袁文才之问”：

我们如何让伙伴国相信我们我们有主持公道、维护大局的实力和能力？如何对待地理距离和关系亲疏不同的国家，去有针对性地安排力量投送的层级和渠道？对于某些国家打着“内政”旗号，已经明显侵犯我国主权与核心利益的行为，又如何给予更有力的迎头痛击？这种实力的展现和投送，又如何发展新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这又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过往强调软实力很多，但是软硬实力不可偏废，甚至很多时候硬实力的到达，更能促进软实力的传播，而对于这些硬实力如何运用的理论总结，同样也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12月末，“海南舰”技术性停靠印度尼西亚丹戎不碌港4天。 

（三）周边地缘政治的“贾队长之问”

对于要不要用一个喜剧性的反面人物来命名这个严肃的问题，着实让我挠头了一阵，但实在找不到比《地下交通站》更为传神的台词：“皇军没来以前就是这样，来了以后还是这样，那这皇军不是白来了么？”

反例正用，其实正是我们当前周边地缘所面临的问题，二战后老牌大国们设计的雅尔塔体系同时笼罩东西方，随着苏联解体，西方的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但东方的雅尔塔体系在“一超独大”的情况下，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虽然这套体系对中国利益也做了一定的满足，譬如明确了东南岛屿归属于中国。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的拙劣表现，这套体系的构建，中国的参与是很不够的，对中国的主权侵犯和地缘环境的破坏是客观存在的。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我们多少代人的共同心愿，但正因为这个背景，让笔者对顶层设计的慎重多了不少理解。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手段，军事斗争一旦发动，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一定会远远突破军事层面。既然要掀桌子，就要做好打破整个雅尔塔体系的斗争准备，否则只是收回几个雅尔塔体系早就许诺归还中国的岛屿，这何尝不是又一次被诓了人造筹码？还必然以干扰发展进度作为代价。

所以在过往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一直不隐瞒自己对待台岛问题的观点——一个相对非优先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仅以优先级来说，实现发展新旧模式的顺利转换、包括军事装备突破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革命、内外双循环的畅通联动，在这三件大事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将在周边地缘环境中取得碾压性的优势，将会以经济基础层面的率先突破，去重新构建我们周边地缘的上层建筑。哪怕在这进程中间发生突发事变，让我们不得不提前加速，多一分准备也将多一分完备。

这三件大事的落实周期不会太长，最多只有十年，甚至还可能提前，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站在这个角度再去理解总书记经常挂在嘴边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是发自内心地肃然起敬。这也是在我们新中国七十余年光辉道路上，历代领路人一脉相承的政治品格和斗争素养。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交付足够的信心和耐心。

（四）基层执行落实的“大水牛之问”

最后将视线转回执行层面，宏大叙事的千里之行始于我们基层每个奋斗者的足下，此时就不得不去重视“鞭打快牛”这样的现象。

故事中的大水牛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隔壁出力少、耕田少的老黄牛反而挨的鞭子也是少，自己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却是越耕田挨的鞭子越多。更有甚者，恰恰因为主人知道老黄牛出活少，反而更加鞭笞大水牛，增加他的额外劳动，究竟为什么呢？

“做得越多，错得越多；越是躺平，越是太平”在相当范围内依然存在，从宏观上看固然有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在探索中出现的盲点，但从一个个具体组织的微观上看，对应的就是不同标准的冲突、考核监督的错配、权责奖惩的扭曲。如果任由这些现象泛滥，将会严重阻碍处于社会中坚的执行层面效率。

除了奖惩维度，这个故事还反向提醒我们的决策者，要关注如何从分配层面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同样是处于转型期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强调“中国不能乱”时，就专门提出过“多做几件让人民群众高兴的事情”。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我们党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过去半年，笔者的专栏探讨过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发展与获得感的落差、聚焦过消费券这样的微观场景，在基本面总体向好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转型中的失落、迷茫乃至被剥夺感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能从劳动所得、要素分配、管理体系、工作流程、思想引导等维度减少这样的被剥夺感、增加获得感，将劳动创造的成果更公平地为广大劳动者、为真正认同我们道路并为此呐喊与奋斗的同志们所共享，同样是我们在转折年代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笔者永远不会忘记启航新时代的那年金秋、那些金句：“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千头万绪最终凝练出这样一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这样的奋斗目标，才是我们站在历史转折点可以持续蓄能的基础，才是我们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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