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关税幻想，行不通

弗里德曼在文中，谈到了对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看法。他说，他部分同意特朗普的对华关税观点，随后声称中美间存在贸易“不平等”，中国“拒绝了某些美国产品和服务”。

但他紧接着指出，问题在于，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存在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他提到，特朗普天真地认为，只要设置贸易壁垒，美国工厂很快就会蓬勃发展，而美国消费者不会承受任何负担。

“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如今几乎每一种复杂的产品，从汽车到iPhone手机再到疫苗，都是由庞大、复杂的全球制造生态系统制造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产品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宜。”他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全球分工意味着，美国汽车公司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取代它们一直以来所依赖的全球供应链。

弗里德曼还反驳了有关“中国通过欺骗手段获得了全球制造业主导地位”的无稽之谈。

他指出，如今中国制造业巨头如此强大的原因，不仅仅是中国让产品更便宜，而且在于中国可以让产品更便宜、更快、更好、更智能，并且越来越多地融入人工智能。

4月2日，特朗普签署所谓“对等关税”行政令 推文截图

仅设置关税壁垒，只会让美国经济“滞胀”

谈到中国成功的原因，弗里德曼在文中引入了中国欧盟商会前会长伍德克（Jörg Wuttke）提出的概念——“中国健身俱乐部”（China fitness club）。

弗里德曼解释说，中国重视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每年培养出约350万名STEM毕业生。这大约相当于美国所有学科的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生人数。

他写道，当你拥有如此多的STEM毕业生时，你可以投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人才来解决任何问题。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基思·布拉德舍尔去年报道的那样：“中国有39所大学开设了为稀土行业培训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课程。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大多只偶尔提供相关课程。”

他提到，虽然许多中国工程师毕业时可能没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水平，但他们中最好的工程师肯定是世界一流的，而且数量众多。中国有14亿人。“这意味着在中国，如果你在百万人中脱颖而出，还是有1400人和你一样优秀。”

弗里德曼还称，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职业学校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电工、焊工、木匠、机械师和水管工。所以当有人想出新产品并想开工厂时，工厂很快就能建成。制造和物流速度也很快。中国有550多个城市通过高铁连接，这让美国的物流系统看起来像是还在通过车马运送。

“如果我们不在关税壁垒后面建立类似的健身俱乐部，我们得到的只会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弗里德曼写道，“你不能靠关税来实现繁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黎明时期。”

弗里德曼提到，四个月前，DeepSeek发布并引起全球瞩目时，他就在中国。当时，他目睹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创新者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感受到了中国科技行业的“魔力”。

今年初，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的AI模型轰动全球，使用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匹敌美国顶级AI模型的效果，得到从业者的广泛称赞。同时，一些投资者开始怀疑，英伟达的尖端芯片是否对于在AI竞赛中取得优势仍然至关重要。

弗里德曼认为，中国人工智能的成功，不仅在于DeepSeek的“低成本高效能”，还体现在人工智能迅速地广泛应用在社会各个领域。他建议美国各行业学习借鉴，因为“在社会各领域注入人工智能，可以优化和加速各个方面的制造，从设计到测试再到生产”。

说到这里，弗里德曼重申，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国会议员不能仅仅因为害怕被称为“熊猫拥抱者”而拒绝访问中国。

正如美国咨询公司亚洲集团中国区总监林汉昇所说的那样，“DeepSeek不应被视作是一个意外”。在上海共用早餐时，林汉昇告诉他，由于美国“限制海外投资和抑制合作”的做法，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技术发展视而不见。“中国正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定义未来的技术标准，这将使美国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

中国不与美国想打“贸易战”

弗里德曼指出，尽管中国拥有所有优势，但仍不希望与美国发生“贸易战”。

“简而言之，中国的‘健身俱乐部’模式很棒，但北京仍然需要与特朗普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以保护其出口引擎。”弗里德曼认为，美国也一样，需要与中国合作。但他补充说，特朗普的行为不可预测，政策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以至于中方非常怀疑他们能否与美国达成一项特朗普不会违反的协议。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米歇尔·盖尔芬德同样批评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她表示：“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的不可预测性让对手失去了平衡。但伟大的谈判者知道，只有信任，而非混乱，才能取得持久的成果。特朗普的交易方式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盖尔芬德还说：“如果特朗普继续不顾一切地把盟友当作对手，把谈判当作战场，美国面临的风险不仅是糟糕的交易，还有一个再也没有人愿意与我们做交易的世界。”

弗里德曼称，在他看来，中美“唯一的双赢协议”就是在“美国制造”战略基础上合作，即美国出工人，中国出技术、资本和专家的模式。他坦言，该模式就是“中国制造”战略的翻版。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人与来自美国、欧洲和日韩等国的技术、资本和专家合作，促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弗里德曼呼吁美国政府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把中国的技术带入美国。他声称：“我们应该采取的做法是，一边对华征收关税，一边欢迎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要求它们把最好的制造创新授权给美国公司，或与美国公司合作，成立股权平分的先进制造业合资工厂。”

同时，他提出上述合作模式可能面临的挑战——中美间信任缺失。他批评美国政客和议员不断推动反华议程，打压在美经营的中企，直言此类做法“非常愚蠢”。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害怕？我们什么时候如此忽视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弗里德曼指责美国社会存在的“中国恐惧症”和反全球化，“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谴责全球主义，但这改变不了事实，即电信、贸易、移民和气候变化把世界和世界各国的命运融合在了一起”。

弗里德曼引用了美国知名商人、作家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在著作中的一句话：当谈及美国和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关系，“相互依赖不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共同崛起；或是保持不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共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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