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美关系：应该精诚合作而不是猜忌对立

FT：如果跳出这个问题，很明显，在特朗普时期欧美之间关系很紧张。但欧美双方现在都感到，拜登政府上台后一直在试图加强双方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举措，比如波音空客协议、“232条款”协议，还有几周前举行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您对此有何评价？是否认为欧盟将对美关系置于优先地位会对中欧关系产生影响？是否认为欧中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现政府实际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

张明：跨大西洋关系是欧美之间的事情，中国从来不反对欧美双方搞对话和合作，但从来不赞同任何人在国际上拉帮结伙、针对第三方，更反对拿中国说事儿，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因为这是搞对抗，不是践行多边主义。中欧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有充分的独立价值，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受制于任何第三方。欧盟表示要坚持战略自主，这符合其作为全球力量的定位。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国际社会成员精诚合作，而不是猜忌对立。中国、欧盟和美国都是全球主要力量，应该携起手来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经济复苏等全球性挑战。中方也愿意与欧洲、美国一道朝着这个正确方向努力。

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可能对冷战没有太多的记忆。我这个年龄的人大概有一半时间生活在冷战时期，深知冷战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多少痛苦。我们不能重回冷战，也不能让冷战回潮。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都不应该拉“小圈子”、搞阵营对抗、搞集团政治，这无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欧盟经贸工具箱：各方普遍表达担忧

FT：关于欧盟的几个具体政策工具，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制定的反补贴工具，针对外国国有企业限制其对欧投资。我认为，欧方出台该工具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对欧投资。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工具？中方打算如何回应它？

张明：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在不断扩充其经贸“工具箱”。制定经贸政策是欧盟自身的权利。但我也注意到一些评论，对此表达了关注和担忧，认为这些政策工具存在多方面问题。一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所谓人权、价值观倾向越来越明显，偏离了经贸政策本身的目标，也扭曲了市场经济原则，人们将其称作经贸“超载”现象。二是为外国及其企业量身定制的工具增多，表现出浓厚的歧视性色彩，这显然也有违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三是过度使用欧盟单一市场地位，通过一味要求简单“对等”等方式为自身企业谋求优势地位。四是出台更多“内顾”性单边措施，增加了新的贸易壁垒，有违世贸组织精神和原则。

这些担忧主要来自外国在欧企业，包括中资企业，他们认为欧方酝酿出台的这些举措给企业在欧运营增添了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困难和负担，也不利于维护全球疫后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和经济复苏大局。同时，感到担忧的并不仅限于外国在欧企业，我与不少欧洲企业也有过沟通，他们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情绪。

我注意到欧方推动反补贴工具的相关立法进展，包括对立法建议中的部分内容已经做的一些调整。希望欧方能够切实遵守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排除保护主义思潮干扰，避免以补贴为由，增加新的壁垒。欧盟做正确的事情、坚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非常重要，因为欧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记者：我想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强迫劳动和供应链的问题。（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谈到了这个问题，许多人要求她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如何看待这些动向？

张明：你说的是欧盟企业尽职调查立法问题，近来这个问题热度不断提升，引起各方的关注度很高。我与欧洲的商界、智库也就此问题做过交流，我有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各界对相关立法的前景忧虑是很深的，特别是担心立法可能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损害欧盟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及欧盟企业的竞争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欧盟中国商会，它每年发布一个报告。今年的报告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32%的在欧中资企业认为，欧盟尽职调查立法将形成新的准入壁垒。事实上，经济界对这项立法的担忧是普遍的，担心它会对本来已经很脆弱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造成进一步影响和冲击。我们希望欧方能够充分考虑企业界的关切和诉求，审慎推行相关立法。

FT：您此前谈到中国在欧投资大幅增长，比如本周阿里巴巴集团刚在（比利时）列日进行了投资。您是否担心欧盟通过上述手段阻止中国投资，导致中国投资难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

张明：从目前状况看，欧盟出台此类工具，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是一个全球性经济力量，这种政策造成的影响也必定是全球性的，会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进一步压力。当然，从欧盟的政策本身和相关舆论看，我想中国企业对这些举措的忧虑更深。

供应链：人为搞“转移”“脱钩”只会适得其反

FT：您刚才提到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欧方的一个动机是谋求实现更大的技术自主，通过增加公共补贴等方式加强半导体制造能力，美国也在这么做。某种程度上，这是寻求半导体全球供应链再平衡，使其远离亚洲，包括台湾。在半导体问题上，中国如何看待欧美的这些举措？

张明：战略自主对欧盟来说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欧共体时候就有过讨论。近两年，它成了一个热门词汇，但对其含义仍有不少争论。总体上，我们欢迎和支持欧盟推进战略自主。欧盟不是任何国家的附庸，根据自身利益和是非曲直作出独立的判断，是欧盟作为一支全球性力量和世界独立一极的应有之义。中国对欧盟政策立场几十年来一以贯之，没有发生变化。在大国里，像中国这样保持对欧政策稳定的，可能很难找到。在中欧关系方面，我们也希望欧盟能够坚持独立、客观地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我也注意到，一些人主张，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目标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想，这种认识和理解不免狭隘了，甚至将其绘上了保护主义色彩，是不准确的。去年疫情发生后，全球供应链受阻，医疗物资经历短缺，“芯片荒”使制造业受到冲击，集装箱、能源及大宗商品也都出现了相关问题。这引发了欧洲各国对加强本土生产的思考，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应激反应，在情理之中，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讨论。但严肃的讨论终须回归理性轨道。理性告诉我们，这不应成为搞“脱钩”、推行保护主义的借口。事实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和企业长期选择的结果，是联通全球分工与合作的重要产业通道，人为搞“转移”“脱钩”，只会适得其反。

今天我们面临供应链、产业链受阻的问题，既有疫情原因，更因为美国前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极端做法，包括“断供”“脱钩”、关税战、贸易战，其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高度依存，彼此利益交融。我们认为，开放是打通供应链各环节的关键，是通向进步与繁荣的钥匙。筑起高墙不仅将失去墙外的资源与市场，也会遏制墙内的竞争与创新。包括中国与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要坚持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摒弃保护主义。

要求中国同美国进行核裁军谈判，好比是要求中学足球队跟尤文图斯踢比赛

FT：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换个话题，谈谈军事问题。上个月，（被提名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指责北京超越了保持最低限度核威慑力的承诺。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将核武器数量增至目前的四倍。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媒体也报道了中国测试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消息。我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中国试图如此快速、大幅扩充核能力？

张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幅员辽阔。中国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历史能印证这一点。中国的国防力量完全是防御性质的，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我想今天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执着于发展与改善民生。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我们的发展起点太低了，我们的老百姓历史上饿肚子时间太长了。他们渴望更好的生活，这种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我也注意到，一直有人谈论中国国防预算的问题。事实是，中国的国防预算在GDP的占比约为1.3%。1.3%是什么概念？远达不到北约为成员国规定的2%标准，假如按北约的标准是不及格的。人均看，中国的军费开支低于全球平均值，大概只有北约的1/5。在国防建设上，我们着眼于防御，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大幅增加开支。

中国的核力量同样如此，我们始终将其维持在国防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方一直积极推动裁谈会、五核国机制就降低核战争风险、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开展实质性工作。我也听到一些声音，要求中国同美国一起参加三边核裁军谈判。但中国的核力量和美国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大概只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如果要中国和美国坐在一起谈核裁军，就好比是要求一支中学足球队跟尤文图斯踢比赛。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我认为国际社会真正应该感到关切的是近期美英澳打造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这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风险，甚至可能诱发新的军备竞赛，对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有害无益。

媒体报道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对此做出澄清。事实上，此次试验是一次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这对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外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开展了类似的试验。我也注意到，一个超级大国对中方此次正常的航天器试验表达了所谓的担忧。这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上最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正是这个国家的国防部近期宣布成功进行了三次高超音速武器零件原型的测试。

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但永远不会把资源投入到无谓的军备竞赛里去。

FT：您谈到了北约的预算，说它是中国的五倍。北约秘书长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北约正在考虑将中国纳入其新战略，保护盟国免受网络战、新技术、远程导弹等中国活动影响，将在这个新战略中得到明确体现。您是否认为，北约正试图在亚洲地区表现得更加活跃？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张明：中方与北约保持着对话沟通。前不久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进行了视频会晤，我本人与北约总部负责人也保持着经常性对话。不知道你们去过北约总部新大楼没有，可以说非常气派，说明他们预算很充足。

中国和北约都赞同加强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也明确表示，北约不把中国视作对手。同时，我也注意到，北约在布鲁塞尔峰会公报中把中国称为系统性挑战。北约领导人还多次谈到要全面应对“中国崛起”。总之，北约有关涉华言论总是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在地缘上，中国和北约并不相干。我们与北约许多成员国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如果硬要把中国的发展进步、中欧经贸投资合作、中国参与极地事务等说成是影响北约安全的挑战，这不免让我想起了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其逻辑与狼指责在下游喝水的小羊污染了它的饮水如出一辙，也同样荒唐。

北约方面多次表示重视中国，既然如此，就应该坚持通过沟通交流了解中国，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而不应该将冷战老剧本套到中国身上。明年北约将通过新的战略概念文件，中方密切关注北约战略调整动向。我们希望北约不要搞阵营对抗，不要搞大国对抗，更不要鼓动新冷战，搞“小圈子”。北约有其职能范围和地理定位，我们希望北约守住自己的职能范围和地理定位，不要拿中国说事儿，不要越权越界。

应对气候变化：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FT：我想换一个话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正在格拉斯哥举行，请问中方为何没有联署淘汰燃煤电厂的承诺？外界认为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未能展现出足够的雄心，您对此作何回应？

张明：气候变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在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也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方积极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不断自主提高应对气变的行动力度。在COP26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书面致辞，提出应对气变要维护多边共识，聚焦务实行动，加速绿色转型。这三点是中国政府应对气变的三项重点工作，也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利益。

中国已经发布了“双碳”目标工作纲领性文件，公布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最近，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了两份重要文件，提出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阐述了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的目标和政策。

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非化石能源占比已达16%，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世界第一，植树造林成果丰硕，过去20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1/4以上在中国。中国还正在建设一批总规模近3000万千瓦的风电光伏项目。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刚刚历史性解决了贫困问题，现阶段的排放还属于生存排放，与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有着本质不同。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公平的平台，否则事情就很难做好。在气变问题上，公平的平台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坦率地讲，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很少谈这个原则，这是一个不好的倾向。

谈到中方没有参与淘汰燃煤电厂承诺，我想澄清的是，中国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面临着经济和能源转型的重大任务，因此着力发展清洁能源，在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逐步替代化石能源，这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就像一艘50万吨油轮在海面上转弯，可能要转一个巨大的弧线。

中国推动清洁能源替代煤电已取得重要成果。煤在能源结构中占比已经降到了60%以下，而在几十年前，这一占比曾高达90%。我们的目标是从今年开始的5年里，也就是“十四五”期间，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增长。下一个5年，也就是“十五五”期间，逐步减少煤炭消费，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是基于科学评估制定的目标举措。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不仅要看到减碳，看到绿色，还要看到发展。绿色、发展应该是浑然一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发展，绿色就不会有意义。

实际上，今天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大约仅为美国的一半。现在大气层中的碳不是今天排放的，而是工业革命以来近300年时间里积累起来的，如此才形成了今天比较明显的温室效应。我看到一组数字，1750年以来，中国的碳排放约为2200亿吨，美国约为4100亿吨，但中国的人口至少是美国的4倍。

我们现在常讲碳排放，但也应该考虑到碳消费，这对我们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也会有益。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力弱，相应的碳消费量也较少，而发达国家消费能力强，相应碳消费也更多。所以，消费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是不是应该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我讲这些是希望帮助我们全面、真实地看待不同类型国家在应对气变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毫无疑问，中国宣布的承诺，我们一定会做到。但是我想，发达国家也不要一味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可能更多要检视一下自己的承诺够不够，应该如何履行？

有人声称中国缺席COP26是个错误，看来这些人退出《巴黎协定》的时间太久了，对于这些年全球应对气变事业在中国有力推动下取得的重大进展知之甚少。

2015年，中国、欧洲、美国携手合作，促成了《巴黎协定》。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但之后不久，我们的美国伙伴就退出了《巴黎协定》。美国的退出使得全球应对气变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我们这几年都在布鲁塞尔，也都还记得当时布鲁塞尔的人们是何等的压抑、焦虑。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75届联大发表讲话，宣布了中国的“双碳”目标，当时布鲁塞尔的人们是何等的兴奋，何等的欣喜。此后一年间，国际社会重要经济体纷纷宣布了自己的“双碳”计划。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也重新恢复了强劲势头。

中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缺席全球应对气变行动。我们的目标已经确定，路线图也已明确。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将全力以赴争取实现既定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空谈、推责、把应对气变事业变成无端攻击和搞对抗的工具，都是极不负责任的有害行为。

中国会全力以赴履行承诺，完成我们的目标。我们也鼓励发达国家切实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FT：我还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承诺时间的问题。美国和欧盟要求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出新的应对气变目标，比《巴黎协定》规定的2025年有所提前。COP26即将在周末闭幕，中方对此持何态度？

张明：现在在气变领域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比谁调门高，比谁不断提高自己的“雄心”水平。应对气变应该采取基于科学的态度，而不应该流于浮夸。中方确定的“双碳”目标是基于科学评估。如果说去年我们作出了一个目标承诺，今年马上就更改，你还会相信这个承诺的科学性吗？

国际社会可能需要提高雄心水平，但方式应该是通过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合作。据我了解，按照目前国际社会的承诺，大概可以把全球升温控制到1.9摄氏度内，但还达不到1.5度。但是我相信，通过上述合作，1.5度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如果我今天给你一个许诺，明天就提高这个许诺，后天又提出一个新的许诺，你一定会认为我在吹牛，认为我缺乏认真的态度。所以，还是那句话，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FT:谢谢您，张大使，这就是我们的全部问题，已经占用您很长时间，再次感谢您拨冗接受《金融时报》采访。很高兴和您交流，今天我们谈了很多，涵盖话题很广。

张明：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