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鲍里斯希望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可能会有60-70%的人群感染。这种说法事实上直接就引起了恐慌。特别是旅欧华裔的恐慌。因为如果真有这么多人感染，就可能会发生医疗资源的挤兑，那么是不是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呢？

其实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疾病已经是大流行态势，我们没有办法采取中国的防控模式。中国防控模式需要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我们做不到。而且经济一旦停摆，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远远超过疾病本身。

事实上，德国和英国并非什么都没有做，相信现在德国和英国的做法和美国是一样的，特别是德国，采购了大量的呼吸机备用受到一致好评。这些欧洲国家一方面逐步加大医院为可能增加的重症患者数量做医疗储备。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可以延缓大流行峰值的到来。只要把一个月达到的峰值逐渐延缓到3个月到达峰值，随着夏天的到来，发病率下降，随后就可以顺利将该疾病一个月内可能发生的病例数分散到一年中的12个月内逐步处理，化整为零，依靠现在已有的医疗资源是可以应付的。

采取干预后高峰延迟、峰值降低（图片来自美国CDC）

那如何可以把该病的峰值降低呢？通过降低社会接触密度、有限的人群隔离、避免超级传播的发生，应该能够做到。但是欧美不是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可以启动人群的联防联控，也没有能够像新加坡那样在一个岛国上通过800个门诊分区实施快速病人发现和隔离策略降低传播。那怎么办？很显然，通过告知民众最差的结局，也就是60-70%的人群会感染。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宣布一系列终止大型活动的措施，就可以很好地被民众所理解。欧美国家的居住环境相对较为开阔，独门独院居多，只要民众减少聚集性大型活动，疾病高峰期实施在家办公，学生在家上网课（英国大学已经实施网络教学）的措施，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本病的传播。

在这期间，通过大幅度地增加医院的应对能力（中国所做的一切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模板），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发生医疗挤兑。

那意大利为什么会出现失控呢？就是因为早期对该病的警惕性不够，短期内发生了大量的社区内传播。意大利“佛系”抗疫的失控对欧洲其他国家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相信会有助于其他国家抗疫经验的积累。

No.4

英国所谓“群体免疫”策略是否靠谱？

首先看下什么是群体免疫，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或community immunity）又叫做社区免疫，也就是当足够多的人对导致疾病的病原体产生免疫后，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群体免疫理论表明，当群体中有大量个体对某一传染病免疫或易感个体很少时，那些在个体之间传播的传染病的感染链便会被中断。

这种免疫力通常是由于已经接种疫苗而获得，比如天花疫苗的成果研制和接种，使人类或者全体免疫，最终消灭了这种传染病（说起来牛痘发明人琴纳就是英国人）；或者来自于人群已经普遍接触或者感染过这种病毒，比如流感。但遗憾的是，截止目前，在此次新冠病毒并没有疫苗成功来实现强大的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是什么？（图片来自网络）

英国政府采取这个策略背后也是有理论的基础。首先是流行病学的理论——普遍免疫可以形成稳态。而一个现实则是，这次新冠疫情同样也存在着大部分感染患者为无症状或仅为轻症，可以在不经治疗或者对症治疗后自限性痊愈的特点；此外，英国政府在发布会上也重申新冠的死亡率是1%。因此，通过放开疫情的防控，让大量人口感染后自愈获得免疫力，然后集中医疗力量救治人群中的危重症患者，也就是说不在防“感染”上花成本，而尽在防“死亡”上花成本。在控制疫情的同时不会因为严格的管控措施牺牲社会活力和经济发展，尽量减小抗击疫情的代价，这就是英国所行策略背后的逻辑。

但是这样的一种“群体免疫“方式看似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是否真的能够成功，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中国竭尽全力保障了公民不受感染，在防控上不惜以牺牲经济为代价，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了病毒的社区内传播，并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竭力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国家强大的决心和民众的配合力，这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够抄的作业。

    如果做不到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结束战斗（2个月，正好碰到春节，给社会合理停摆创造了最佳时机）。英国政府很清楚社会停摆的代价，所以提出 “群体免疫”策略至少也是一种理论。英国的策略是建立在大部分人在被病毒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在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的基础上。但这种策略对个体而言是存在风险的，部分轻症患者会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骤然进展至危重状态，且危重患者救治极其困难。实际情况下，从武汉前期经验和目前意大利、伊朗的疫情发展中，我们知道最大的风险是不加管控的疫情，一旦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增多，若是医院应对不充分，有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挤兑。但是如果管控好，则可以顺利过渡到常态化重症管理，像德国就是成功的典范。

群体免疫的策略，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可能会涉及一些人性和伦理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巨大的隐患。在现代社会科技文明发展下，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获得更好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以个体的微弱力量去面对自然法则的“优胜劣汰”。当我们面对一个有一定比例死亡病例的传染性疾病，在可能实现科学防控的情况下，选择群体免疫这种看似公平的策略，可能存在伦理的风险。

意大利麻醉学和重症监护学会发布的“临床伦理学”建议，也提出了医疗人员应该将“更长的预期寿命”作为评估中优先考虑的因素，而不一定需要按照“先到先得”原则来处理。但这个措施只有在所有相关方都已经做出一切努力来增加可用资源（在本次疫情中为ICU资源）后才应该被执行，是在当医疗资源严重缺乏时最后的方案。 所以中国是断然不会采取这种根据“更长的预期寿命”来采取医疗救治的。中国近5万医务人员奔赴武汉，其实就是不愿意接受有重症患者不能被救治的状况。

从目前各国坦然接受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现实来看，新冠病毒疫情后续发展将不容乐观，英国等佛系抗击疫情国家将变成病原输出国，为医疗资源更加不发达的地区带来更大的威胁。

No.5

中国面临“二次过草地”的挑战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美式打法，就像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Roy M Anderson所说，主要目的是“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峰值，使流行曲线更为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