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厕所革命的基层实践难题

巨大的财力投入背后，不仅是巨额的财政债务，还有基层干部的劳心劳力以及后续运转的大量问题。

在基层，有一种说法是“书记掉进了厕所里”“村干部趴在厕所上”，五级书记共抓厕所革命。由于早期厕所革命的要求高、力度大、时间短，又涉及到千家万户，基层干部面临上级的指标化考核压力，在2018、19年各地出现了蛮干、硬干现象，并且因改厕工作经验不到位、成本低等原因，出现了一系列质量问题，如PE桶下雨漂浮冬天冻裂、水箱质量不行等多种问题，群众不满意，上级验收也很难过关。

把坐便器装在灶台正对面……（图/新华社）

2020年后，各地开始探索各种新的改厕模式，如玻璃钢、塑料或砖砌大三格等，提高单个厕所造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质量问题，但依然面临上级的反复检查、整改、再检查、再整改的循环，并且如精准扶贫一样，建立“一户一厕”档案。

在改厕的前期动员上，由于时间紧、指标要求高，干部们只能全天挨家挨户上门。中国大部分乡村空心化严重且以老人为主，而老年人的改厕需求不高，更想要保留传统厕所，但在上级要求下必须要改厕。前期的强力推动就导致了后端的厕污处理问题。部分农民会将粪污处理当作干部的任务，认为“干部坚持让改厕”，基层干部真成了“厕所干部”。

并且，部分地区因为改厕后蹲便器没有垫高，洗澡水流入厕所无法实现粪污分流，一方面是使三格式化粪池无法实现厌氧发酵，无法进行无害化处理；另一方面是厕所容易满，增加了处理粪污的成本。

在推进改厕工作时，基层干部会将“改了厕所以后子女回来了才愿意待，不然子女都不愿意回来”作为动员老年人改厕的话语，有些老人会为了子女改厕，但仍然保留旱厕，形成了厕所使用的代际差异。

同时，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中，要推动农村公共厕所建设，增加农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是与其城市流动人口需求、城市空间安排相契合的，本身带有极强的公共性。但村庄中的公厕建设，则变成了一种追求文明的形式安排。

在乡村旅游浪潮下，很多村庄都在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打造下开发建设乡村旅游，因此配套公共厕所。但大部分乡村旅游点或者人流量少，或者季节性强，公共厕所的使用率极为有限。如在某有乡村旅游的村调研时看到，因为旅游景点是看桃花，公厕便建立在上山的道路边，周边是田，没有住户，日常锁着门。可以说，乡村旅游点周边的公厕带有一点服务性质，那么应上级要求每村建立公厕则真正是一种形式。

作者供图

按中部某省的要求，每村建设一座公厕上级补贴3万元。由于设置了考核指标，上级也有资金拨付，每村一公厕基本全覆盖。但问题在于：

其一，乡村本来人口少，且都有自己家，村委会为了工作方便，一般将公厕建在村委会边上，甚至公厕负责单位并非农业部而是组织部，因为这属于村委会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很少有人需要使用公厕；

其二是公厕建设后的打扫、设施维护、日常运营问题，都是由村里负担，虽然保洁不用额外再请（如北京则需要再请专门的公厕管理员），但水电、维修需要支出，大部分村庄承担不起这些费用，因此将公厕锁上，不使用。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厕所革命

厕所从器物到文明的转型，伴随着知识霸权。从早期到现在，厕所一直是西方对中国、现代对传统、城市对乡村的改造过程，农村的厕所要和城市的一样干净，要变成冲水的、无菌的厕所。

中国的厕所革命正如埃里亚斯对文明的进程所言，这是一种在文明话语霸权下因为羞耻、难堪等原因进行的将外部文明强制“内化”为自我强制的过程，处于由外向内的反应阶段，无论早期的点状外宾厕所，还是当前范围涉及全国的乡村厕所革命，其呈现的国家能力强大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差异，而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一致的，是一种文明落后观下对乡村的改造。换言之，对于厕所的重视与关注的背后逻辑，始终没有从外部震动走向内部自觉。

周星教授在《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自觉”，让人很有启发。文化自觉是一种以我为本的状态，去接受本土与国外的文化，周星教授认为当前的厕所革命已经走到了文化自觉的阶段。但如果从前面的调查经验来看，这还远远不到。

在乡村中，一般家庭都在早期建房时自觉建设了条件很好的厕所，在很多南方地区，各家建的小楼房会安排两三个卫生间，以供家人和客人使用，在改厕和污水管网铺设时既简单、群众的意愿也很大；但对于年纪大的老人来讲，厕所本身没有改的空间，他们也没有改的需求，最后却在指标要求下强制改厕。

在多次改厕工作“回头看”检查以及暗访工作中，出现的厕所问题，本质上是改厕工作推进过急，群众没有准备好、政府的财力没有准备好，最终或者老百姓因习惯问题主动弃之不用，或者因设施损坏、粪污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等问题被动弃之不用。

我们承认，在全球化过程中文明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差异会消失，不同的文明、文化都会在了解与反思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存有自身的独特性。作为具有千年农耕文化的文明体，中国的乡村就具有这种独特性。

乡村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千年前就有的与猪圈一体的厕所，在当前很多山地、丘陵地区农村依然存在并被使用，他们仍然将粪污发酵后去浇菜园，遵循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形成内部的自循环；游牧文化地区的固定冲水式厕所同样与其生活方式不符，他们有一套与其生活方式相适配的厕所行为规范。但这种生活方式在现代话语体系下，就成为一种落后的代名词，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

我想，无论是部分农民的生活习惯，还是国家财政能力，都还没有真正走到以文化自觉的方式解决厕所问题的阶段。我们应该适当允许老百姓在保证卫生与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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