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文物回归的过程中，博物馆通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家博物馆在推动文物回归、介绍流失海外的文物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效？

霍宏伟：毫无疑问，国家博物馆在文物回归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举例来说，2018年9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博物馆派出专家团队赴英对圆明园流失文物青铜“虎鎣（yíng）”进行鉴定。同年11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推动下，国博同仁齐心协力，顺利将这件流落海外一百五十余年国宝护送回国。2019年1月，青铜“虎鎣”在国博展出，这次展览也是国博鲜有的以单一文物为主题策划的主题展览。

圆明园流散文物青铜“虎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范立摄影，霍宏伟供图

在宣传推介方面，近十多年来，国家博物馆学者主持了一项大型文物图录的出版工程，即《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这套大型丛书的编纂工作，该丛书计划出版30卷，目前已经出版的有《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日本泉屋博古馆卷》《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卷》《英国大英博物馆卷》《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卷》等。这样规模大、带有研究性质的文物图录，出版周期较长，编纂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困难，国博学者也是做了大量工作，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经费。

此外，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学者，我们也希望在研究海外中国文物方面尽一些绵薄之力，包括写作这本小书《望长安》。国博学者也会不定期地举办关于海外中国文物研究的学术讲座。

观察者网：正如您在书中所说，在海外收藏中国文物方面，中国学者本该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权。很多中国文物虽然流落在异国他乡，但想要解开它们背后的诸多谜题，离不开中国学者的帮助；而一些流失海外的文物，也能够填补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目前国家博物馆和藏有中国文物的西方博物馆之间有什么形式的合作机制？能通过哪些途径更好地向国内观众呈现这些中国文物？

霍宏伟：国博和西方博物馆的合作，一方面反映在举办展览方面，如刚才提到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2017年先后在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举办，其中有几件中国文物，包括西周康侯簋、东汉六博俑，以及《望长安》一书中提到的唐代刘庭训墓出土三彩文官俑。

2017年3月1日，“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图源：国家博物馆

另一方面体现在出版方面，例如编纂《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丛书时，西方博物馆会给国博提供文物清单，国博学者在此基础上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物来编写条目，西方博物馆再根据需求提供高清大图。有时，我们的学者还会去那些博物馆实地观摩文物。如编写《英国大英博物馆卷》时，负责这部分内容的同事就在大英博物馆待了一段时间，系统观摩该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从中挑选出需要重点撰写条目的文物，有时还会和国内学者连线讨论。

观察者网：您长期从事考古和文博相关工作，近年来国内“文博热”“考古热”持续升温，您对此有哪些切身体会？有什么看法？

霍宏伟：的确是体会深刻。印象最深的是，从去年暑假开始，国博参观预约非常难，有亲戚朋友或是同行想来参观，我们也不得不告诉他们，只能通过网上预约渠道。平时我们去展厅拍摄文物资料时，会发现观众的密集程度远超以往，我们感到非常欣喜。

二十多年前，我在洛阳工作时，去洛阳博物馆参观的人很少，当时没什么人会去参观博物馆。这些年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像博物馆、美术馆这样人文气息浓厚的场所热度越来越高，这是好事。

观察者网：想要这样的“热度”保持下去，就需要让文物更好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方面，有关机构还可以做哪些努力？

霍宏伟：无论是文物还是考古，普通人都很希望接触一下，但有时候又觉得有些触不可及。想要它们更好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我曾经在书评《小书大世界——读〈考古都挖了点啥〉》一文中写了三点建议，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媒体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要充分利用现代大众传播方式，如微信、微博、短视频等进行宣传，还可以通过直播考古、文物公开课等方式吸引更多人关注。

第二，读万卷书。我们要加强中小学历史课程中有关文博与考古知识以及相关书目的介绍；组织学者编写这方面的科普书籍，面向社会大众普及文博与考古知识。

第三，行万里路。我们的博物馆，尤其是古代文物藏品比较丰富的博物馆中的社会教育部门或者正规的研学机构，要举办更多面向社会大众的高质量活动，例如组织开展古代遗址、墓葬的现场参观考察等活动，重返历史现场，感受古文化的强大魅力。

多管齐下，才能让我们的珍贵文物和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霍宏伟著，2024年5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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