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部法律对“技术人员”做出了更明确的定义。

这部法律中所指的“外国技术人员”包括以下类别：具有德国和欧盟以外第三国国籍的、在德国国内完成了合格的职业培训，或者在外国具备了与德国等价的职业技能（职业培训）者，或在德国高校、被承认的外国高校或被承认为与德国高校具有同等资格的外国高校毕业证书者。

可见，该法以其所接受的技能培训（Ausbildung）类型来区别就业者，分为学术培训（akademische Ausbildung，包括大学毕业生和学者）和职业培训（Berufsausbildung）的人员。第一类人的专业技术资格可以通过文凭获得认定，而第二类人的专业技术资格则通过各地劳动局（Agentur für Arbeit）来认定。第一类人的就业事项已经在现有法律得到了较充分的定义和规范。可见，这一法案生效以后，最大的受益者将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同时有职业培训经历或相关经验（无论是否在德国完成）的外国就业者。

第三，这部法律在中央和地方进行了适当的分权，保证最大程度地扬长避短。

一部涉及外国人就业的法律出台，一定会有人问，这部法律如何在引进国内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同时，又防止侵害本国劳动者利益呢？

立法者自有安排。一直以来，在德国通过就业获得居留许可的人员都必须首先获得地方一级劳动局颁发的就业许可，而这一就业许可首先依赖于劳动部门对申请人拟从事职业的审查：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经济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与本国劳动者形成竞争？联邦立法已经将审查权赋予各地劳动部门，允许他们基于各地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规定。可以想见，各地将能够依据本地区的产业分布和特殊需要，有选择地引进就业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首次取消了劳动部门审查中的“优先审查”部分（Vorrangprüfung）。这一审查规定，在允许外国人就业前，必须先审查这一职业有无本国或欧盟的申请者。取消这一审查，意味着外国人将不再只能从事德国或欧盟居民无法从事的工作。考虑到这一审查已实行较长时间，且本法中涉及的许多就业岗位在德国已十分短缺，取消审查很可能是出于现实考虑。

联邦层面在部分内容上仍然保留权力。该法第一条第18款第（2）项对申请人做出一些普遍规定，即年龄不可高于45周岁，收入必须高于该地区一般退休保险的年度缴款基数（Beitragsbemessungsgrenze in der allgemeinen Altersversorgung）的55%。这一数字并非人人可达。在收入普遍较高的西德地区，相当于申请者的税前月收入必须达到3795欧元。毫无疑问，若以目前德国的退休年龄65岁计算，这一规定能保证新来的就业者不仅不会“拖累”已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还能为它再做出至少20年的奉献。此外，本法也规定这一居留许可最长的有效期为18个月，最多可延长六个月。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一次申请最长能够在德国居留两年。

由于在德国申请永居的门槛并不算高，客观上，本法为这类人员提供了更多的获得永居的可能。另外，本法对于申请者的德语水平也提出了要求。这一要求并不是通过一刀切式的考试或学时要求体现，而是要求“必须符合所从事职业的要求”。

可见，这部法律可视作德国对于国内以医疗护理相关部门为代表的岗位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做出的对策。这一法律在已有立法实践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了精细化的界定和深化，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将权限分配到不同层级。这部法律的出台，并非如某些媒体欢呼的“德国降低移民门槛”或“推出新移民法”，而是立法部门基于对国情的长期掌握对法律体系的新一轮完善。

他山之石

最后，作为新兴移民目的地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日前，《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刚刚公布，引发了民意的轩然大波。尽管中德两国国情迥异，不能直接对比，但至少从立法技术而言，德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资料图

第一，德国移民相关法律体系始终保证优先本国和欧盟公民的利益。除了上述提到的“优先审查”和对基本收入的要求，外国人在德国缴纳的税率也一直高于本国人；为更多有职业技能的难民申请者开放居留可能，客观上也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二，这部《技术人员移民法》充分考虑了已有的法律法规和各级执法体系，既延续了已有的合理法律法规，又基于已有尝试将法律谨慎推进；在约定关键内容（在本法中是收入水平和年龄）的基础上，在联邦和地方之间做出了明确合理的权责划分，对相关事项做出了灵活处理。这一切都保证了法律具有充分的可操作性。

第三，配合着这部法律的通过和生效，联邦和地方各级内政部在网站和各媒体上，都对民众关心的问题做出了充分的解答（诸如，德国为什么不像加拿大一样实行积分制），确保大众的充分知晓和有效配合。

（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德国科勒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Andreas Köhler（安德里斯 科勒）博士为本文写作提供了重要建议，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