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孙庆伟：把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排除出去，剩下的就是夏文化

找到夏文化，不一定要靠出土文献

第一财经：关于夏代的争论持续了100多年，而且分歧如此之大。《鼏宅禹迹》出版前后，你与许宏在北大和三联新知大会上已经有过三次交锋，能否说说争论焦点在哪里？

孙庆伟：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文字是一个终极证据。许宏老师也没说过“没有夏”，我认为他心里也认为是有夏的。只是，证明有“夏”，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证据。他认为，需要出土的文字资料作为证据，我认为，不需要出土文字作为证据。

第一财经：殷墟甲骨文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确认商代信史地位的关键证据。你认为，夏代不需要出土的文字资料，理由是什么？

孙庆伟：第一，在上古史考古中，文字证据本身就是偶然发现的，不是必然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竹简是战国竹简，而即便是战国时期，也必须是在南方特殊的埋藏环境下才能够保留下来。更别说夏商时期，连西周、春秋都没有出土竹简。但事实上，商人的书写方式和夏人、周人一样，他们都是写在竹简上的。现在没有商代竹简出土，是否就意味着没有呢？并不是这样。我们找不到，是保存条件和材料的特性决定的。

第二，甲骨文的发现，是具有极大偶然性的。首先，殷人喜欢占卜，他们又把卜辞刻在甲骨上。其次，甲骨也非常容易保存。另外，考古学家又恰好挖到了殷墟。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偶然性。

我们能够发现甲骨文，是非常幸运的小概率事件，殷墟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不仅是文字。你把不是这个学科研究主体的对象拿来作为衡量这个学科的标准，这本身也有失公平。

第一财经：你新书的副标题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这可能会让你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大家普遍认为，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材料互证，是考古学的主流。比如，海昏侯墓出土“刘贺”的印章，确证了墓主确是刘贺。之前，考古学家们也不敢下定论，只能说“极有可能”。

孙庆伟：对。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主要是基于殷墟甲骨的发现。现在，一般读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对考古学不了解。

你刚刚说的海昏侯墓，在印章出土之前，学界已经基本认定这个墓是刘贺的了。印章出土之后，只不过再添一重证据。而之前，考古学家其实并不需要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也能认定，那就是海昏侯墓。

关于夏文化，出土文字资料就好比是口供。但是你没有口供，难道就无法定罪了吗？这时候，需要有强有力的、完整的证据链。在这个基础之上，没有口供也能定罪。我也希望夏文化能够有文字材料出土，但并不是说没有这一项材料，我们就不能下判断。

第一财经：你对夏文化的研究，强调的是几种证据的交叉对照，其中不仅包括考古材料，还有传世文献。

孙庆伟：对，一定要多重证据综合利用。而且，很重要的是，不能把传统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割裂开来。我认为，实际上应该在大历史的框架下了解考古资料，这是这本书最强调的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学者，尤其是考古学者认为，要把文献和考古分开，各干各的，我认为那是错误的。

第一财经：那你如何看待考古学的实证取向？比如，许多人依然期待，看到一个确凿的实物证据，才能相信夏的存在。

孙庆伟：对夏的研究，是考古学的一个试金石。因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99%是没有文字的。如果什么都期待文字来证明，那考古学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学科了。并且，我认为，仅仅因为“看见”而相信，是非常粗浅的，表面上看上去比较科学，实际上是非常不科学的。事实上，我们很多的科学认识，包括自然科学，都无法真正看见。

二里头遗址示意图

通过辨认周边文化，挤出“夏文化”

第一财经：能否说说《鼏宅禹迹》一书“重建夏代信史”的逻辑？

孙庆伟：这本书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有没有夏？第二，如果有，我们用什么证据来证明？第三，哪些考古学遗存属于夏代遗存？

展开来说，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夏，即便在疑古学派中也是极少数。现在也几乎没有人说“没有夏”，最多认为是“有待证实”。假如有人提出“没有夏”，那么必须否定所有后来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比如司马迁的《夏本纪》。如果现在还无法完全否定司马迁的《夏本纪》，那我们就暂且认为，夏文化是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证据。一般人认为，文字是证据。但我认为，如果一定要等到出土文字资料才能确定，那么考古学就无所作为了，只能坐等。但考古学家的工作仅仅是挖文字吗？显然不是。就像邹衡先生说的，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是如何去辨认它的问题。这本书中最重要的部分，讲的就是怎样去辨认夏文化。

第一财经：你是使用了“夏墟法”，也就是通过比较周边几个不同的文化，将“夏文化”挤出来。

孙庆伟：对。我打一个比方，你要证明“你”是你自己，这是证明不了的，你只能证伪。也就是说，房间里只有你、我、张三、李四。那么另外三个被证伪了，被证明不是你，那么剩下那个人就一定是你。

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学语境下的考古学”。首先，我要分析这个时空范围内有哪些文化，先找到夏文化的他者，把已知的确定下来，剩下的就是夏文化。

第一财经：但你用来排除是不是夏文化的标准是什么呢？

孙庆伟：商是一个定点。邹衡先生很早就通过大范围的文化比较发现，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以“鬲”为代表的商文化，一种是以“罐”为主的夏文化。排除以鬲为主的文化聚落之后，剩下的就是夏文化。所以，我们要对每个遗址出土的陶器做大范围的统计。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灰陶杯

第一财经：但为什么以“罐”为主的就是夏文化？如果它属于另一个文化类型呢？

孙庆伟：这是有文献可考的。我在第一章就花了大量笔墨，把史料中夏人的主要活动范围理清楚了。

第一财经：所以，你依然是根据文献中对夏的记载来划定夏文化在考古学上的时空范围？

孙庆伟：对。商人的活动空间在哪儿？他们周边有哪些人群？把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排除出去，剩下的就是夏文化。否则，陶罐上也没写着“夏”这个字啊。然后，通过碳十四测年，这个地方年代与文献中对夏的记载大致契合。活动范围也和文献记载的空间范围契合。这时候，就不需要文字材料了。

第一财经：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一点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数量很多，而且质量很高，很准确。这是中国考古学的优势，也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但如你刚刚这样一套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是否会在国际学界受到一些质疑？

孙庆伟：外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做法。这种基于历史文献的考古学在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如果面对的历史，文献史料相对匮乏，考古学就会走上另一条路，也就是以人类学为核心的道路。研究的方法通常是由研究的对象所决定的。

通过牙璋，判定夏王朝的起始时间

牙璋所谓牙璋是一种有刃的器物，器身上端有刃，下端呈长方形，底部两侧有突出的鉏牙，可能被用作兵符，也被认为是夏王朝的核心玉礼器。

第一财经：就你的推断，夏代的起始于何时？

孙庆伟：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也就是龙山文化晚期。

第一财经：关于夏的争论，多年来聚讼纷纭。你之前有一本著作《追迹三代》，是对三代考古学的一个系统梳理。那么，现在这本《鼏宅禹迹》，与前辈们相比，不同之处在哪里？

孙庆伟：写这本书主要有一个愿望，就是发现原先研究的不足，去弥补它。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强调在历史语境下做考古学研究。原来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夏都法”，就是找到一个王朝都邑，再对王朝进行研究。但现在，我们找不到夏都，所以很难用这种方法。还有一个是“夏墟法”，也就是在不同文化中作比较，来找出夏。但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无法确定王朝的起止时间。

总体来说，我用的是“夏墟法”，但是比传统的“夏墟法”有所进步，有所细化和明确。

第一财经：你说夏都很难找到。但现在大家普遍相信，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都。

孙庆伟：我也认为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都，但关键问题是如何认定它是夏都。你怎么证明呢？没有比较，只能靠出土文字资料证明，或者找到一个大型王陵。但现在两者都没有，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通过都邑来确定夏文化，这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当然谁都愿意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这是因为，之前的殷墟考古太成功了，但我再强调一次，殷墟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如果没有殷墟甲骨文，很多人也会怀疑殷墟是否商代都邑。

第一财经：在许宏看来，考古学适合于长程观察，很难找到王朝的绝对年代。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大致确定夏的起止时间的？

孙庆伟：本来考古学是定不了绝对年代的，你只能说，在某个时期，这个地方的文化改变了。这种变化，我们通常是通过陶器来观察。但在夏王朝的起止时间上，陶器精确度并不高。因为这是一种生活用具，对王朝变化的反映并不明显。所以，我们就需要找一种或几种对王朝变化敏感的器类。

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里的陶器

第一财经：我看你书中写到的是牙璋？

孙庆伟：是的。我认为所谓的牙璋就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玄圭，它与夏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牙璋突然之间在很大范围内同时出现，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夏王朝建立了。

第一财经：那么夏王朝的终结时间，你是用什么方法判定的?

孙庆伟：从几个方面，一是二里头遗址文化面貌的变化，二是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变迁，三是郑洛地区二里头到二里岗时期的城市建设异动。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我认为，在二里头四期末，夏王朝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