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高加索区域安全问题的历史进程

回溯至北高加索并入俄罗斯的初期，一些深刻影响后来该地区的区域安全局势的因素，比如制度化的分离主义结构、分散的叛乱团体，以及经常被归类为“阿布雷克”的个体反抗行为便已经存在。此外，高加索山民的传统文化、行为和心态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如“羞耻文化”、全民皆兵传统、劫掠习惯、“战利品”崇拜以及“血亲复仇”的习俗等，也对恐怖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巩固对高加索地区的统治过程中，沙俄当局武断干预当地民族传统的行径，比如对参与和协助“阿布雷克”行为的民众进行严厉惩罚、对阿塔里兹姆（收养依附制度）的禁止、引入实施与当地待客习俗相悖的“票证制度”等等，都给当地高加索山民的生产生活和民族心理认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但对民众进行约束和限制的同时，当局却长期无法有效阻止劫掠和武装袭击问题，这又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阿布雷克”行为成为高加索山民的民族和宗教认同的“神圣化”象征，一些“阿布雷克”参与者甚至会被当地的苏菲派伊斯兰教会“封圣”。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高加索地域的暴力冲突主要还是以山民与哥萨克准军事组织之间的冲突以及“阿布雷克”的复兴为主。

因此，“阿布雷克”现象也成为后来高加索地区暴力和恐怖主义实践的重要起源。现代恐怖主义，尤其是其行为逻辑的核心与北高加索历史上的这类反抗和劫掠行为，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这些方法也直接或间接地融入了后来的恐怖主义行径的实践框架中。同理，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虽然通过军事手段打击山地劫掠行为，但未能实质性地削弱其经济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削弱时期，本地的“阿布雷克”行为常常会迎来一定程度的“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革命和内战期间，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行为急剧升级。彼时，众多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高加索山地战士回归故乡，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动荡。随后，1920至1940年代苏联为了稳定地区局势而实施的一系列地区行政划分政策却未能如愿，反而成为政治叛乱、土匪暴力等行为滋生的温床。

在北高加索这一复杂情况交织的地区，试图完美清晰地划定民族区域边界而不触碰任何一方的利益，实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究其原因，在社会存在方面，持续的领土重划和迁徙往往剥夺了当地居民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破坏了当地生产、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的稳定性；在社会意识层面，这些政策指导下的行为使得国家意识形态并不总能契合某些群体的利益，有时甚至扭曲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加剧了不同民族群体间及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普遍不满，激发了高加索山地社会中最活跃分子的反叛精神，并助长了对抗当局的暴力恐怖手段的使用，成为区域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的“孵化器”。

北高加索区域范围网络图片

1923年由谢赫阿里•米加耶夫发动的、有12000名穆里德（阿拉伯文音译，原意为“希望者”、“寻道者”，后特指苏非派教团修道的一般学员）参与的“圣战”，以及1930和1932年针对集体化的山地政治土匪行动，最终引发了苏联官方的大规模军事清缴，之后又催生了这一地区的地下反苏浪潮。“阿布雷克”行为及其他暴力形式，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暴力匪帮现象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并开始被赋予了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为高加索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党和国家与高加索山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某些原因进一步加剧。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间，受宗教人士和其他部族领导者的煽动，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成功抵制了苏联的国防动员计划。1941年秋，伊斯拉伊洛夫和谢里波夫在当地发动了反苏起义，并于第二年年初联合起来成立了“车臣-印古什临时人民革命政府”。

1942年，随着苏德战争的战线逼近车臣-印古什边界，当地的反苏力量愈发活跃。8月至9月间，几乎所有车臣山地区域的集体农庄解散。而伊斯拉伊洛夫-谢里波夫起义则持续进行，并得到了包括之前几年在车臣活动的巴达耶夫、玛加丹诺夫、哈姆扎耶夫、伊斯梅洛夫、桑吉利耶夫、迪布泽利戈夫和马哈穆多夫，以及达吉斯坦人马戈梅德•加吉耶夫等政治匪帮的支持。根据反苏势力留下的备忘录记载，确实出现了将纳粹德国视为对抗苏联党和国家的“战略盟友”的企图。

因此在1943-1944年间，苏联政府作出了将卡拉恰伊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等高加索山地民族集体“迁移”（实为驱逐）至中亚地区的决定。这一政策和相关行动对相关高加索山地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传统的保持构成了严重威胁。而高加索山民在经历平反和回归后，虽然恐怖袭击事件在当时已较为罕见，然而对民族性被破坏的恐惧和在异域异族环境中生活的经历，却有助于保持并强化包括暴力元素在内的山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就此埋下了新的仇恨与冲突的种子。

在恐怖主义实践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文化和民族宗教的特殊性以及宗教的强大影响，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自19世纪以来的历史就表明，某些宗教及其强硬派别其实并非这些行动的主要动因，更多是恐怖主义实践的外在掩饰。而且强硬甚至极端的宗教派别传入该地区的背后，也总是少不了域外势力及其各种从属组织的支持。如前所述，历史经验也表明，北高加索恐怖活动的激增，总是与俄罗斯内部政治不稳定时期以及战争和武装冲突爆发期（如对抗车臣分离主义者）相重合。在这种背景下，暴力恐怖主义被其行为主体视为进行抵抗战争的一种方式，并将自己视为战争的主导者和参与对抗的一方。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苏联时代政治进程的发展与北高加索社会的变迁，此地的区域安全问题也再次迎来了全新的演变。

90年代的剧烈政治变革与动荡，伴随着去中心化和“主权游行”的浪潮，使得一些前党政领导干部、前苏军军官（例如杜达耶夫、阿乌舍夫、贝帕耶夫、卡赫里曼诺夫、马斯哈多夫将军）以及民族组织的领导人（如马哈切夫、努哈耶夫等）开始崭露头角。

而这些掌握了该地区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的新“精英人物”形成了一种认知：俄联邦政府不会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护其政治秩序。这种认知转变进一步激发了某些反“主流”，但在山地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依然根深蒂固的民族、家族、亲属社会关系的活跃，并在这些人物周围形成了以家族主义和庇护关系为基石的势力集团（例如扬达尔比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哈奇拉耶夫家族等）。

这些家族网络及其小型武装力量，虽然在事实上不受、也不愿意受到联邦宪法的管控，但却在形式上通过宪法及其所代表的新政治体系，来达到攫取事实上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利益的目的。而且由于管控能力的削弱和治理效率地下，即便是俄联邦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在当地寻求一些地区家族势力的支持，以避免北高加索局势的根本性动荡和失控。这种政策蕴含了权力碎片化的危险趋势，这在车臣（泰普氏族集团之间）和达吉斯坦（民族联盟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传统的伊斯兰教苏菲派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尤其是瓦哈比主义）之间的宗教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安全局势的紧张。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1994-1996年），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甚至形成了以巴萨耶夫和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哈塔卜为代表的强大武装力量。当时，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被赋予了革命性和反抗性的意识形态含义。在北高加索地区缺乏广泛而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对腐败低效的地方政治领导机构不信任的背景下，这一意识形态事实上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信仰并加入相关的组织。

而具体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的升级可以追溯到1991年，当时车臣试图通过所谓的“伊奇克里亚革命”脱离俄罗斯，并开始了驱逐和迫害俄语人口的行动。随后，车臣激进武装组织主导的“无差别”恐怖袭击活动也开始外溢，出现了诸如1995年6月的布琼诺夫斯克袭击事件、2003年的电气火车爆炸事件、2004年别斯兰第一中学的劫持事件等。而且这一时期，在所谓的“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控制范围内，也开始出现“人口掠夺”和类“奴隶制”的前现代暴力压迫现象回潮。

俄罗斯警官在别斯兰第一中学的劫持事件中救出一名幼童网络图片

在这一时期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车臣的分裂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类似“追求完全独立和创建未被承认的、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国家”的东欧分裂主义的一种。然而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相关行为的终极目标已经转变为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民族主义口号也被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所取代。

因此，在车臣分离主义分子遭遇军事失败后，威胁区域安全的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转变——民族主义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而这却与该地区传统的伊斯兰信仰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在北高加索恐怖主义的整体意识形态基础中，民族分离主义元素依然强大，但它不再像前一个阶段那样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一阶段，恐怖分子的主要袭击目标转变为俄罗斯军队和执法机构的人员、亲俄的地区和联邦政府代表、俄罗斯南部行政主体中的斯拉夫平民以及相关区域的基础设施。恐怖分子的目标之一是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扩大其制造的恐怖活动的影响力，以对俄联邦中央和地区的政治团体施加压力。考虑到恐怖组织外部资金渠道的建立和巩固，恐怖活动的目标之一显然也包括证明国际恐怖主义高层势力所投资金的合理性。

这些新的恐怖活动及其追求的目标，标志着一个大致开始于2002年左右并延续至今的“暴恐新阶段”的形成。从这一阶段开始，北高加索恐怖组织融入国际恐怖网络，显著丧失了其战略自主性和行动能力。

此时，恐怖活动的目标在这一阶段基本没有改变，但暴恐势力也开始试图扩大北高加索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通过广泛的伊斯兰化，并利用外界带来的极端宗教教义来煽动宗教极端主义情绪。其具体做法包括在当地居民当中诋毁国家和政府，以“恢复公平”、“管控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精英”为理由，鼓动用“萨拉菲派小组”为代表的宗教组织替代现实存在的政治管理机构。

显然，失去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和历史传统特色后，北高加索的恐怖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依附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目标和意识形态。一方面，恐怖分子在目标和追求上的改变也导致了这种“割裂”；另一方面，暴恐势力的“分裂”和组织力下降的情况，也与该地区俄罗斯反恐特种部队的高效行动，并在该地区成功消灭了大部分恐怖主义领导人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