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量众多的软法文件，应以何种逻辑类型化，形成一个完整且开放的体系？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罗豪才教授曾把行政法分为组织法、行为法、救济法三大板块；笔者曾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法律研究分为公司治理、业务标准、争端解决三大板块。本文在“一带一路”软法治理实践基础上，主张“一带一路”软法体系应由参与主体、业务标准、争端解决三大板块组成。“参与主体”(entity law)的划分依据是“一带一路”软法文件的签署主体数量和特征，进一步分为四个部分：双边软法，多边软法，多利益相关方软法，以及单边软法。“业务标准”(operational standards)的划分依据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所需关注的高标准，细分为三个领域：债务可持续，环境可持续，以及廉洁丝路。“争端解决”（dispute settlement），指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并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治理体系以软法为主体和特色，但并不排斥硬法。这些硬法是指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签署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专业领域协议。它们可能源自“一带一路”软法文件的授权；也可能不依赖于“一带一路”软法文件，又以以下三类为代表。第一类是区域贸易协定。我国推动构建“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积极开展贸易协定谈判，标志性成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二类是投资和税收协定。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与沿线54个国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第三类是人员流动协定。我国与巴基斯坦、俄罗斯、菲律宾、塞尔维亚等“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缔结了涵盖不同护照种类的互免签证协定。这三类协定都是具有硬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被视为广义的“一带一路”法律框架组成部分。

2019年1月16日航拍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新华社记者 吴鲁 摄

四、小结与展望

软法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不以硬法作为唯一出路。“一带一路”软法路径的选择，确实为其取得今日之成就起了关键作用；今后“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也有赖于软法路径的坚持。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对于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首先，深化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兼容互济关系。国际上有一种提法，认为中国有意借助“一带一路”构建中心辐射型国际关系，与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分庭抗礼，并对后者构成威胁甚至颠覆。但是事实正好相反。

“一带一路”软法文件主张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兼容关系，举例为证。第一，明确支持二战后建立的传统国际秩序，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法。第二，明确要求基于现行国际秩序发展“一带一路”，不另起炉灶。第三，明确把 “维护和促进既有的双边合作机制及双方共同参与的多边机制”列入合作原则，要求“一带一路”不应影响双方“在其他条约项下或作为有关国际组织成员所承担的权利与义务”。不仅如此，“一带一路”还赋予传统国际秩序新的内涵。例如把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平台；把亚投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多边平台。此外还在一些专门领域形成固定合作机制，包括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

其次，推动“一带一路”符合高且可行的标准。“高”是指符合国际最佳实践；“可行”是指兼顾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差异化需求和有限的能力。“高且可行”标准，在哲学上遵循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在发展实践上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行高且可行的标准是中国式多边主义（Chinese Multilateralism）的重要创新。

近年来，笔者在反思美式多边主义时提出“中国式多边主义”概念，认为“中国式多边主义”是对美式多边主义的扬弃。也即，发扬后者“规则导向，倡导最佳实践”的优点，同时抛弃后者“无视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差异化需求和有限能力”的不足。高标准必须能落地、可执行，为此一要避免机构官僚化，防止资源浪费和繁文缛节；二要避免过度程序化，防止无限期拖延和效率低下；三要避免一刀切，防止所有项目适用一套做法。

日前，由孟加拉国投资，中国中铁旗下中铁大桥院参与勘察设计，中铁大桥局承建、中铁工业参建的孟加拉帕德玛大桥建成通车。

最后，探索“一带一路”多边机构化。“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作为专门的多边合作平台，尚无专门的秘书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带一路”机制化发展。目前，国家发改委设有“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办公室，外交部设有“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联络办公室。应考虑整合两个办公室资源，升级为运营更为独立、职能更为全面的“一带一路”秘书处，增强“一带一路”国际属性。秘书处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作为抓手，推动成员国轮流申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秘书处作为一个多边开发组织，应当是成员驱动型的，类似世界贸易组织（WTO）秘书处。各成员在秘书处框架下商讨决策，有效淡化现有工作机制的中方控制色彩。秘书处还可设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广泛处理涉“一带一路”的条约解释争端（政府之间）、投资仲裁（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和商事争端（企业之间）。

多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力持续上升，美国国力相对衰落。为了挽回霸权，美国并未聚焦于“做强自己”，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打压别人”，导致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全球化遭遇逆流。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使得逆全球化雪上加霜。“一带一路”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其前途命运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此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 “一带一路”还有全球化前景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全球化的动力。科技和资本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没有变，携手合作的愿望也不会变。个别国家开历史倒车，“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要有勇气、有定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带一路”治理体系作为具有上层建筑性质的制度框架，不仅顺应全球化大势，而且极具包容性。借力共商共建共享这一“黄金法则”，“一带一路”法治化、多边化、全球化相辅而行，推动“中国倡议，世界共享”愿景落地，促成全球治理变革的新的标志性成果。

（本文节选自顾宾最新论文《软法治理与“一带一路”法治化和全球化》，原文近3万字，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4期。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