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的证据在哪里？

但最后，正经君想提出另外一个例证，虽然此前确认了墓主身份，但仍旧众说纷纭，疑点重重。这就是河南安阳高陵“曹操墓”。

曹操墓即安阳高陵，位于河南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在曹操王都邺北城西12公里处。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公元220年曹操卒于洛阳，灵柩葬在邺城的西门豹祠以西丘陵中。

目前该墓的发掘中缺少有力的证据，比如没有私印、仅有的直接文字仍解释不一、一片头盖骨，据说后来还传出墓中男性尸骨面部有被砍迹象（河南考古队曾出面说没有被砍），尽管发掘单位和国家文物局仍将此墓认定为曹操墓，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和民间还有非常多的争议

据了解，墓虽然多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出土了器物200多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古、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内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龟、石壁、石枕、刻名石牌等等。

极为珍贵的随葬物品一共有8件，分别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在墓室清理当中发现三个棺椁残痕，其中后室一个，葬具疑为石棺床，后室南北侧室中各有一个，均为木棺。对这些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初步鉴定后，专家认为其中一具为男性，另两具为女性，中墓主人为男性，并认定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

其中，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争议最大。支持方认为，这就是文字铁证，但是反对方则提出“武王”谥号不可阴阳混用，此外历史上称为魏武王的人有三位，一是曹操，二是五胡十六国姚襄，三是五胡十六国冉闵。甚至还有人对石牌真实性提出质疑。

支持曹操墓判断的以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为代表，提出六大证据以证明曹操墓的真实性。一，墓葬规模巨大，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一致；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曾写有《遗令》，主张薄葬，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五，最重要的证据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岁数吻合。

但是反对曹操墓的人士，以一些历史学、文字学、包括一些民间人士为主，他们提出了质疑之处，以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已故）为代表。

1、西高穴墓葬与曹操所处年代墓葬形态不符，可能晚于东汉末年。墓葬规格与曹操身份不相符，规模虽然不小，但内部修饰粗糙，与曹操王侯级的身份极不相符。

2、墓葬地貌与历史记载不相符。曹丕曾称曹操葬在“山窝处”，而西高穴墓显然不是。位置也与高陵历史记载不相符。

3、支持派的一项重要佐证鲁潜墓志不是从墓内出土的，不可作为认定曹操墓的旁证。

4、“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不能作为曹操墓铁证。一是石牌来源不明；二是铭文写法、风格有嫌疑；三是内容与史实不符，历史上曹操没有打过老虎的说法。况且，“魏武王”的称呼不只有曹操一人使用。

5、60岁的男骨未必是曹操本人，仅靠一块头盖“很难说”。据文献记载，曹操妻子卞皇后应与曹操合葬高陵，在此发掘点并没有享寿七十岁的卞皇后遗骨。卞皇后二十岁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寿四十岁，卞皇后此时就已经超过六十岁，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寿七十岁。另文献记载曹操墓中有迁葬来的曹冲遗骨，但是实际考古并未发现。还有学者提出，同时期的帝王墓，王后墓一般是在墓主的东南方向另起，如果这个曹操墓的东南方向附近没有发现卞皇后墓，则可以肯定不是曹操墓。

6、出土物与曹操“薄葬”意愿不相符。曹操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连金玺都不敢放进墓室，该墓葬却出土了金银珠玉。

7、根据已公布的考古报告，墓内发现一铜质印章，有古文字学者考证上面的篆体文字为“奂”，印章质地以及上边的文字都与曹操的身份不符。

徐苹芳先生曾提出，西高穴大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因为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与曹休墓是一个级别的，也就是“侯”这一级的，而不是“王”或帝王级的。西高穴大墓当然有考古价值，但定性应当是东汉末年的大墓。曹操墓之所以被质疑，并不是外行内行之说，而是证据不可靠。

同样，魏晋南北朝文学专家袁济喜认为，有关方面公布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应当谨慎严肃公布相关消息。如果与同样是曹氏家族的曹休墓来对比，曹休墓为何没有争议？因为在墓中发现了曹休的印章，而在曹操墓中，却没有找到。

民间人士倪方六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对墓室出土文物的说法，“曹操墓”中出土的文物数量由250多件增加到了近 400件。“所谓的‘翡翠珠’，当初只是一粒，现在变成了数粒。宣布考古结束了，还能再出土 150件东西，可见西高穴墓葬考古是如何地不严谨。更荒唐的是，在考古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曹操墓”还能当选 2009 年十大考古发现，而且是在徐苹芳等多位中国考古界元老强烈质疑和反对之下当选的。”

“目前绝大部分出土物都还没有公开，最早公开的都是他们认为对‘曹操墓’认定有利的东西。后来又公开了一些，其中有陶井、陶猪圈，常所用盾什么的。这些东西一公开，立即引起了新一轮的质疑。因为这些东西太普通，与曹操的身份、地位严重不符。我可以肯定，在许多还没有公开的出土物中，一定还有不利于曹操墓主认定的东西。”

“能认定墓主的东西，都具有惟一指向性，即所谓‘铁证’。比如墓志、随葬的印玺、铭文墓砖、惟有墓主生前才有的东西等。现在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惟一’的，都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这是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关键东西，但恰恰是这件东西透露出，墓主一定不是‘魏武王’本人。 常理而论，‘魏武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写上名字再随葬的。”

此外，在谈到墓中男性骨骸是，倪方六先生认为，“DNA从理论上是可以揭开西高穴墓葬出土男骨身上密码的，但事实上无法证明他是曹操。所以，别寄希望在生物高科技上。但解决西高穴争议的办法并不是没有，如利用热释光、碳14等断代手段，结合出土物、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还是有可能弄出此墓基本信息的，这些信息有利于揭开西高穴墓葬真相。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比较靠谱、也不花多少钱、简单易行的测试手段，有人就是不去做。”

DNA无法最终确证曹操本人，碳14等能做断代工作，如果考古队将这些文物公布，各路专家结合这些物价确实能作出可靠推测，起码能排除相当多的错误信息。正如上文中谈到的辽代凤棺古墓是一样的道理，需要大量考证工作。

然而，在讲到“曹操墓”、讲到DNA的时候，正经君又想起了另一个与曹操有关的事情，也是质疑声与赞扬声同时涌现。这就是复旦大学历史学韩昇与生物人类学李辉所做的跨学科研究，测定曹操家族DNA。

2009年，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宣布，拟用DNA技术开展对曹操家族DNA研究。韩昇与李辉认为，如果能通过现代人的基因反推历史著名人物的基因，对历史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这比找到谁是曹操后代意义更大。

最关键的是锁定曹操家族的DNA特性。首先，人类学家李辉需要可靠的样本，从而绘制出一幅遗传图谱，看看曹姓到底来源于多少个祖先。从2009年起，复旦大学在全国征集曹操后人。专家组在全国各地采集了79个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个包括夏侯、操等姓氏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最终样本总量超过1000例。

同时，历史学家韩昇则通过对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民间家谱等各种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找出曹操后代可能的线索。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韩昇对全国各地258部曹姓家谱（其中118部在上海图书馆）做全面的梳理研究，并与史书和地方志参照，找到曹氏迁徙的线索。比如曹氏各个分支的祖先以及现居住地与历史记载上曹操后代的流向能不能相吻合等等。经过这一步骤的研究，课题组筛选出8支持有家谱、经过史料分析具有一定可信性的曹氏族群。其中也包括了夏侯氏、操氏等族群。

找到这8个曹氏族群后，再对他们的DNA进行检测，最终发现其中6个家族的祖先交汇点在1800年至2000年前——这正是曹操生活的年代。

李辉说，“这些家族共同检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染色体类型，这个比例在全国人口只占5%左右。假定他们都是仿冒的，那么巧合概率就等于这个基因型所占人口比例的乘积，也就是5%的5次方，所以说，他们假冒的可能性只有千万分之三。因此在法医学上可以认定，他们是真实的曹操后代。”

2011年初，韩昇、李辉到曹氏宗族墓所在地安徽亳州。课题组专家在库房内找到两颗牙齿——均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从曹氏宗族墓“元宝坑一号墓”中出土。据研究确定两个牙齿均来自曹操叔祖父河间相曹鼎。课题组带回一颗保存较好的牙齿回到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开展古DNA测试。经过6次同样严格的反复测试，每一次间隔一个月，该牙齿中的古DNA中Y染色体类型就是之前从6个曹氏家族中找到的罕见染色体。

2012年底，根据现代基因和古DNA的双重验证，课题组最确定曹操家族DNA。安徽亳州的曹操祖辈墓葬“元宝坑一号墓”的遗骨也属于此类型，与现代曹操后人紧密关联。夏侯氏、曹参后人都不是该类型。由此说明，曹操之父来自家族内部过继，该家族也非西汉曹参本族。

但是，这看起来似乎科学论证的实验本身也遭到很多质疑与反对。正经君虽然不是生物学出生，不懂DNA，但是从实验过程看，也存在很多疑点。

韩昇在谈到为何选择曹操家族时说，因为曹操后世评价不高，修谱冒认曹操后代的人比较少，首先这只是一个前提假设，无法拿出确切证据说明，或者说这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

第二，关于曹操父亲曹嵩的过继问题，韩昇认为按照一般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宗族内过继。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并没有为这个假设作出一个实质的确证。而且有记载认为曹嵩是从夏侯氏过继的情况。

然而，实验组的测定却是基于这两个假设。等族群DNA测定结果出来后，再去找曹操叔祖父的牙齿DNA来做对比，发现序列相同，因此确定曹操家族DNA。

这里就有逻辑上的问题了。因为曹操父亲曹嵩的过继问题并没有定论。复旦实验组在假设了曹操父亲的过继应该是曹氏内部过继的前提下，用测出的DNA序列与曹氏宗族的DNA对比，发现是一致的，由此就确定了曹操家族的DNA，并再次确证曹操父亲的过继是宗室内过继。

这不就是个逻辑死循环吗？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做实验，最后证明了这个假设的前提。如果根本没有为这个假设的前提提出确凿的证据，那就无法说明测验结果的可靠性。

这也许确实是曹氏家族的基因序列，但并不是曹操一支，因为无法证明过继的曹嵩与曹氏家族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想证明曹操的生世必须要找到确认的曹操父亲曹嵩的DNA或者曹操直系（有血缘关系）儿孙的DNA样本才可靠。

况且，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天灾、人祸、改姓、抱养、赐姓等各种因素都可能存在，要寻找确切的曹操后代的DNA样本是个难题，即使用家谱，其中也有很多不可靠性因素。虽然韩昇说这就像“谈了一场浪漫的婚外恋”，但是这场婚外恋究竟是浪漫还是疑点重重还不好说啊。作为方法论，这种人类遗传生物学可以探讨，但是一旦针对实际某个案例，还是得谨慎选择与论证。

话说回来，为了这个DNA检测结果，河南安阳高陵墓的考古工作也紧张了一下。有舆论呼吁检测安阳高陵墓的此前被认定为“曹操”的男性头盖骨，但屡遭安阳相关考古部门拒绝。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DNA考古不一定权威。然而，这种回应在质疑曹操墓一方看来都是“心虚”的表现。很多专家也表示，为何不试一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在河南安阳曹操墓之争中被认为是“挺曹派”，他表示复旦大学积极探索的精神应该肯定，但“若要验骨，也得经过各方同意，那已经是文物了。”

看到这里，正经君想说，安阳方面也没啥好怕的，测出来不符合，你也可以反驳对方确证曹操DNA的可靠性嘛。反正，这双方在学术过程中，都没有做到绝对的谨慎与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