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墓主人身份终于确认了。

距离正经君上次分析为何就当时出土文物的情况、大家都将矛头指向了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已经将近4个月了。

在这4个月时间内，考古人物又做了哪些工作？为什么考古专家迟迟不确认、然而现在又出来公布消息呢？

这就是正经君准备和大家探讨的问题。在考古学中，考古人员发掘墓葬时，哪些东西是确认墓主人的确凿证据，这是考古学、历史学的基本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本规则之前，刘贺墓是“众望所归、众口一词”，然而大家应该也记得河南安阳高陵——曹操墓，却一直众说纷纭、质疑不断。

私印为证！

首先，先来看看为这位家财万贯墓主人刘贺身份提供最直接、有力证据的物件吧。

这三宗直接证据分别是，第一件“刘贺”玉印。

刘贺印

开棺后，内棺尚存墓主人遗骸痕迹，遗骸下有包金的丝缕琉璃席，席上整齐排列着多组金饼，遗骸存股骨的上半截，接近盆骨的一段。在遗骸腰部位置，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刘贺”名字的玉印。这枚墓主随身携带的私印，是确认刘贺的最重要证据。这枚“刘贺”印的印纽是蟾纽，玉质。

历史学者熊长云认为，蟾、龟，都属蛰伏之物。因此，蟾钮印可能包含同样的臣属寓意。相对来说，西汉蟾钮印比较少见，此前出土的“大刘印记”是龟钮，《汉官仪》对龟纽印制的解释是，“龟者，阴物。抱甲负文，随时蜇藏，臣道功成而退也。”

大刘印记

“大刘印记”是去年12月时考古人员在清理主椁室的过程中发现的，龟纽，玉质，1.7厘米见方；制作精细，应为实用器，篆书铭文四字，“大刘记印”。当时玉印出土后，引发了很多关注。重要的一点是玉印证实了之前考古人员的部分推测，墓主人出自刘氏宗族。从“大刘”两字来看，海昏侯属于王子侯，所封者皆为刘氏宗族，与印文相符。

据熊长云解释，汉印中有“记印”者，例见罗福颐《汉印文字征》著录的“齐有记印”“ 记印”等，均属私印。

他还指出，汉印中多有“巨+姓氏”之例。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著录汉印“巨张千万”、“巨董千万”。上海博物馆藏有汉印“巨蔡千万”。此外，也有“大+姓氏”者，“巨”与“大”之间可以互通，扬雄《方言》所言，“巨，大也。齐宋之间曰‘巨’。”目前所见冠以“巨”、“大”等字的汉代印章，均属私印。而汉印称谓中仅包含姓氏，则表明称谓中的家族指向性。基于这样的解释，“大刘记印”应属私印，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又与一般所见汉印具有类似的一面。

同理可证，棺内墓主遗骸腰部所清理发现的“刘贺”玉印，符合汉印的基本规制，与“大刘印记”相互印证，为墓主的身份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海昏侯墓考古专家信立祥一再强调，“尽管诸多证据链将墓主身份指向刘贺，但没发现‘刘贺’字样的私印，我们不会贸然公布墓主身份。这是考古学的严谨。”

后来，据考古人员称绍，这枚私印的出土也堪称“惊险”，如果印章正好滑落到墓主身下，被压住的话，鉴于目前棺内遗骸的现状，可能就无法看到这枚玉印。

第二件物品是在内外棺之间出土的90余块重达汉代一斤的金饼中，考古人员发现其中4块金饼上刻有清晰的 “……海昏侯臣贺……酎黄金……”墨书汉隶字样，根据文字整合，得到较为完整的语句为，“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这些字样也可与墓主随身私印相互印证，说明墓主人是刘贺。

第三件物品是出土木牍上的一则奏章，上书“海昏侯夫人”、“臣贺”等字样，考古专家认为这是海昏侯刘贺与夫人上呈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章。这也将墓主的身份直接指向海昏侯刘贺。

刘贺身份的确证，也让此前出土的漆器上书写的“昌邑十年”、“昌邑十一年”的铭文有了直接解释。除此以外，出土的众多精美器物，也可与墓主刘贺这个信息互相对照，为考古专家解开更多历史之谜提供了很多条件。

去年11月间，正经君已经为大家分析了种种指向刘贺身份的物件，但也只能说有很大可能，最终确定仍缺少直接证据。这是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当下出土的与墓主身份有关的文字证明是最直接证据，比如私印等物件。王国维曾提出过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下文书材料与地上文书材料的互相印证，但是对于地下文书材料这一点，绝没有扩大到无文字的文物上。其实，与刘贺墓确认方式相同的情况在考古学界非常普遍的，正经君可以再举几个同是西汉墓葬的发掘状况。

西汉南越王墓也是西汉时期在南方的一个地方性墓葬，发现地点是在现在的广州，后来当地在原地建造一个南越王墓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引起很多人兴趣的是，这个墓葬是却出现了很多“僭越”的情形。这与史书记载中南越国与西汉之间关系的变化相关。

南越王墓墓主人是西汉初期南越国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陵墓。当时在考古现场可见到，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纽金印，此外，还有螭虎纽“帝印”，龟纽“泰子”金印以及“赵眜”玉印等。其中“赵眜“这枚玉印便是墓主人的私印，可以说明墓主人的姓名。此外，“文帝”正是印证了第二代南越王称“文帝”。

“文帝行玺”龙纽金印

南越王墓葬出土的刻字印章

这枚龙纽金印，颇为“吸睛”之处，不仅可以说明汉初地方制度的问题、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变化，从“帝”、“玺”、龙纽这三点，还可以看出墓主、及南越国“属性”的特殊，这种“僭越”在西汉地方列侯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枚金印是我国考古中最早发现的一枚帝印，也因此成为南越王墓的“镇墓之宝”。

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的秦汉印章中，从未发现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螭虎纽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墓主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长、宽均为3厘米左右，高1.8厘米，重148克，印文是“文帝行玺”。 因此可判断是南越国自铸、墓主生前实用之印。

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泰”同“太”）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

“右夫人玺”龟纽金印

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一般臣属的印章不能称“玺”。皇帝用“玺”的情形，例如“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治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皇帝玺”常被视为“传国玺”，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不过赵眜的“文帝行玺”金印似乎是个人专用，没有传给后代，死后用于陪葬。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也与赵眜后期愿意与汉修好有关，赵眜统治后期开始向西汉释放“臣属”信号，而未将金印传给下一代南越王。

不过，印玺虽然成为确认墓主人身份的铁证，但又给考古学家带来了另一个头疼的谜团。“文帝行玺”金印与墓主身边表明自己姓名的“赵眜”金印，从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上来看，并不一致。

一直以来，历史文献资料都显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名叫赵胡，至于“赵眜”却从未有过记载。一般而言，考古学家将墓主人赵眜与史书记载的赵胡认为是同一个人，但事实上，到底“赵眜”和“赵胡”这两种说法是怎么回事？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是像某些学者所说他们是兄弟两人，或者说是从司马迁撰写《史记》便留下的笔误从而以讹传讹，再或是其他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也无法找到更多的证据。这也算是确实墓主身份之后的另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吧。

不过，对于南越国本身的历史、以及南越王墓所带来的未解之谜不仅于此。

南越国，约于公元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小国。秦朝将灭亡时，秦南海郡尉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大约在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赵佗是该墓墓主赵眜的祖父。

南越国位置

公元前196年，赵佗向汉高祖刘邦称臣，南越国成为西汉的一个“外臣”。这与汉高祖刘邦时期推行的地方制度——郡国并行制有关，既有郡县划分，同时在地方分封诸侯王，当然汉初地方诸侯也经历了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分封的变化。但这个制度出现的问题是地方诸侯势力不断扩大，威胁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最著名的是吴楚“七国之乱”。也就大约在公元前183年，南越国与西汉交恶，赵佗开始称帝，其后，闽越、夜郎、同师等国皆臣属于南越国。前179年，因为受到其他外部种族的战争压力，南越国与西汉修好，希望汉朝能出兵援助，赵佗再次向汉朝称臣。

赵佗去世后，第二代南越王、第三代南越王与汉朝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暧昧，虽然没有直接宣布“臣属”，但是对汉朝逐渐强大的情形比较恐惧，因此并未直接挑战汉朝。直至公元前113年，南越国第四代君主赵兴因向西汉请求“内属”，而与南越国权臣吕嘉发生争议。吕嘉杀死赵兴，立其兄赵建德为新君，并与西汉对峙。前112年，汉武帝出兵发动对南越国的战争，并在前111年灭亡南越国，设置了九个郡。

关于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的墓究竟在哪里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关于赵佗墓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蕃禺杂志》曾载，“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惟葛蒲漳侧，古马知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骡裹，近似石麒麟。时莫解之，但疑其墓不远。蔡如松云：‘旧说即悟性寺也'。今蒲涧之南，枯家数千，人犹谓越王疑家。”历史上曾有很多人寻找或“垂涎”赵佗墓。

南越王墓还有一个为学术界争论的疑点是，出土有一枚“赵蓝”印，象牙质，是在右夫人龟钮金玺旁边发现的。按以往的发掘经验判断，赵蓝印应是右夫人所携带的名鉴之一，右夫人的姓名是赵蓝无疑。可是堂堂南越国国君的右夫人，怎会使用区区象牙质名鉴呢？南越国宫制均沿袭汉朝制式，汉朝规定皇帝、诸侯、王公的印鉴材质使用白玉，200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或学士才使用象牙制印章。或者也有可能是，右夫人真名赵蓝，在她升为右夫人之前只是一名普通宫女。否则的话，只能认定右夫人根本不叫赵蓝，赵蓝是其贴身侍女之类的人。另外，作为南越王的右夫人，竟然和王室家族同姓，由于名讳缘故，这在传统皇族中是非常罕见的。对此有人认为，这可能确实是同姓通婚的实例，虽然这样的例子较少，但还是存在的。还有的可能性是，这种现象可能是南越国独有的风俗，即妻子无论原姓氏如何，均要从丈夫之姓。关于“赵蓝”印也是众说纷纭，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定论。

不过，从西汉南越王墓的考古认证中，可以发现的问题是，即使有发现墓主人随身的私印，甚至还有别的印章作为相互解释的材料，但还是会存在一些与历史文献出入之处，这其中为考古学者带来的困惑和疑问还是非常多。有些问题悲观地看，如果没有更新的材料被发现，很有可能只能做可靠推测，很难断定，距离真相一步之遥。

当然，南越王墓发掘时期得到如此大的关注，除了墓主人的这几方珍贵印章之外，还有一些极其罕见的文物出现，比如丝缕玉衣。

南越王丝缕玉衣

通常，汉代的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而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这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比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有学者认为，当时南越国是得到汉朝中央政府承认的王国，如果是皇室所赐，那么至少应该是使用银缕作为穿连材料，而此玉衣采用丝缕穿连，很有可能是是南越当地自行制作。

此外，南越王墓还出土了一件铜虎节，这件珍品非常难得。铜虎姿态生动，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

《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虽然铜虎节曾在其他地区发现过，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有人推测，此虎节极有可能是当年南越王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传给后代，并最终成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

南越王错金铜虎节

刘贺墓与南越王墓最后的确认方式基本都是依靠墓葬中的直接文字证据，如墓主随身私印等，并与历史文献材料、以及其他出土文物之间相互印证，考古学家才能确凿地宣布墓主身份。无疑，墓葬中的直接文字证据是最最关键的铁证。没有这些直接文字揭晓谜底，会为考古学者的确认工作带来非常多的困难。哪怕这个墓葬中有墓主人保存相对较好的遗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