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夫梓】

在“2021-2022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围绕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主题发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经济问题的同时，韩文秀副主任延伸谈到了公共政策推进的问题，具体指出了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要求，强调了警惕“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的出现。

韩文秀副主任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不把分兵把关变成只顾自己、不及其余，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又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制定和实施政策，都要坚持系统观念和实践标准，遵循经济规律，以实践效果检验政策的成败优劣。”

其实，“两个谬误”所指的现象并不难理解。“合成谬误”主要是决策或政策被分配下去后，各个执行方只考虑自己，不考虑政策的整体性要求和全局性责任，最后每个执行个体貌似“理性”的行为叠加反而成了集体的谬误。就像抗击新冠疫情初期，个别地区出现了只顾“自扫门前雪”的情况，造成了一些全国性物资流动受到阻碍等问题，影响到抗疫全局，最后只能由中央出手纠偏。

今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开设了“春节返乡路”公众留言板。群众在返乡途中遇到的“层层加码”等问题，可以在这里反映。

“分解谬误”也很容易理解，中央纪委监察委去年通报了一个案例，陕西省人社厅为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体搭建了一个常态化就业供需平台，即“秦云就业”小程序，但分配给各市的注册数量远超过当地重点人群数量。在推进过程中，还将注册任务与目标任务考核、资金分配挂钩，导致部分地方层层摊派注册任务，分解到街道、乡镇，甚至中小学校、幼儿园，加重基层干部负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不管是“合成谬误”还是“分解谬误”，本质都不宜简单理解为“政绩观的扭曲”，还要考虑各方面行为选择的制度原因：为什么会各顾各的？为什么那么急于求成？又为什么会机械分解、刚性执行？究其根源，是行为主体所处的权力关系扭曲，影响了良性激励机制，进而损害了以落实“责任”为基础的决策和执行。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后都有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构建了一个创业型的政府(Local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体系，通过体制内的一套特别的制度安排，不仅为官员的行为选择提供较为稳定的预期，而且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激励。

这套制度安排的关键是央地关系和条块关系之间科学的权责配置，既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保持广泛充分的发展激励，又着力提高国家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保证国家大事有人管，地方小事有人干，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使中国在数十年里时间里保持了良好的社会发展预期与各方面权力关系的相对平衡。

这不仅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得以成长壮大的原因，也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内部在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既能够合理分工又可以密切配合的关键，是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有机体”始终保持健康、良性运行的关键。凭借这一制度，中国获得了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优势和时间优势。

过去，西方一些学者批评中国是一个体制碎片化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存在不同条块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通力协作的能力，这可能导致中国的决策进入了一种漫长、无序、渐进的状态。譬如在《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导、结构和过程》一书中，奥克森伯格等学者就以三峡工程为例，指出农业、能源、环境等部门基于各自的利益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政策过程成为了系统、部门博弈的舞台，这其实就是韩文秀副主任所说的“合成谬误”现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出现他们所预想的这类谬误，更没有陷入国家分崩离析的陷阱。相反，中国的决策体系在“合成”方面具有比较出色的政治能力。

1994年12月14日，建设者参加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典礼。新华社记者 杜华举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