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腓特烈】

2023年11月末的这个“不凡之冬”，对沉默了一段时间的中国足球而言，注定是不平静的：

先是11月20日，周一，曾经有多么辉煌如今就有多么落寞、曾带领中国女足重返亚洲之巅却又在世界杯和奥运预选赛相继败北的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指导被宣布下课；

再是11月21日，周二，从来没被看好过的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迎来了身价是自己三十多倍的韩国男足，在主场被西亚的裁判吹成了客场和“亚洲一哥没有们”孙兴慜两球一射的大爆发的双重“加持”下，最终以“站着走出场外”的方式输掉了比赛。

自此，2023年，中国国字号足球队的全部正式比赛结束。

在越来越凛冽的寒冬中，或许我们可以安静地坐下来，思考一下更加寒冷的中国足球的未来该走向何方了。

自21世纪到来、互联网进入家家户户开始，围绕着“中国足球为何越来越不行”的争议就始终没有停止。

当外教不行/土帅不行、学德国头球队不行/学西班牙传控流不行/学巴西技术流不行/学意大利防守反击不行、4-4-2太中庸不行/4-5-1缺箭头不行/4-3-3中场控制不行/3-6-1后防单薄不行……10-0-0不行、真草皮太软不行/假草皮太硬不行、晴天太热不行/雨天太潮不行、日常吃中餐钠摄入太高不行/日常吃西餐口味不习惯影响心情不行……等一系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话题相继被讨论后，终于，球迷们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足球的制度问题，并形成了所谓的“职业体育派”和“体工大队派”，彼此攻讦，无休无止。

但是，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这主流双方都错了？

一、“职业体育派”和“体工大队派”的虚空打靶

中国足球为何越来越不行？不但一直被认为不怎么行的中国男足不行，连曾经的“铿锵玫瑰”中国女足似乎也越来越不行，对此，“职业体育派”和“体工大队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并坚定地认为，中国足球越来越不行的核心原因正在于对方留在中国足球中的“毒”。

“职业体育派”认为，中国足球越来越不行，就是因为“体工大队派”留在中国足球血液中的“遗毒”未去，训练不讲科学不讲章法不讲与世界接轨，还是三个月稍息立正起步走然后幻想足球就能踢得好的那一套。可惜，这一套自称唯物主义但实际上唯心得不能再唯心的东西搞不出芯片，也踢不好足球。

“体工大队派”则认为，中国足球在八十年代搞体工大队的时候还很行，但九十年代搞了职业体育之后就越来越不行，足以说明职业体育不行。而且职业体育搞出来了，这些足球运动员一个个只知道暖饱思淫欲，吃得肥头大耳天天喝酒打架泡野模，哪还有心情在足球上？！

笔者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因此，对于体育运动而言，笔者毫无疑问是支持职业体育的一方。但在此，笔者必须首先指出的是，上述这两类所谓的“主流观点”，实际上都是在“虚空打靶”，他们“打靶”中对方所谓的缺点，实际上并非来自于对方，而是一种虽然不是中国特有，但却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特别”体育模式的独特特点。

在讨论中国“职业”体育赛事的特殊性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清楚，到底什么是“职业联赛模式”，什么又是“体工大队模式”。

“职业联赛模式”，顾名思义指的是“以其作为职业的联赛”，即，开展这项体育联赛，核心目的是为了谋生赚钱，而参与到这项运动中的方方面面的绝大多数人，从投资者到运动员再到哪怕“地位最低”的临时工，都能通过参与到这项体育联赛中赚到钱——就算是一开始亏钱的投资者，也要能看到日后赚钱的可能。

而“体工大队模式”则源自苏东国家，是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以非经济的目的、行政的手段建立的体育赛事运作模式。如苏联足球联赛，最早是由“斯巴达体育会”（带有苏联准政府机关性质的体育社团）领头人尼克莱·斯塔罗斯金提议成立，以加强准军事训练为目的发起，由斯大林特批后，由隶属于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全联盟体育文化运动委员会着手组织的。

二、按着脑袋赔钱的假“职业”

在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召开、1994年甲A联赛元年后，中国足球走上了书面上的“职业化”道路，大多数中国足球产业中的从业主体均已脱离了原有的类似于体工大队模式“自上而下”的专业运动队模式。

但是，直到今天的中国足球，也包括其他实现了书面上的“职业化”的运动（如中国篮球），真的实现了“职业化”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以中国女足为例，在国际足联于2021年发布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第一版）中，中国女子足球俱乐部当时的年平均运营支出高居世界第一，高达180万美元左右：

虽然中国女子足球俱乐部的收入在世界范围内也算名列前茅，排名第二：

但若计算净收益，中国女足联赛仍然是世界上亏损最多的女足联赛之一。

虽然在巨额亏损的问题上，中国女足联赛还有韩国及英格兰这两个“难姐难妹”，但问题在于，从辈分上而言，中国女足比这俩差不多大了“一辈”——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在1997年便实现书面上的职业化，而英格兰和韩国的女子职业足球联赛要在2010年前后方才建立，真正实现全职业化更是要等到数年之后，如英格兰女子足球顶级联赛巴克莱女子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英格兰女超联赛”）在2018-2019赛季才实现了全职业化。[1]

我们当然能理解，生意有赚有赔，天下哪有不先放点血就能大赚特赚的好生意。起步阶段有一定的投入和亏损是可以理解的，但相对于当时全面职业化不过5年的英格兰女超联赛，书面上已经“职业化”23年的中国女超联赛的“起步阶段”是不是也太长了点？

不仅如此，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足球的收入毫无疑问应当来自于转播、广告、门票销售等与体育相关的项目，然而，与英格兰女超联赛在创造更多收入上的趋势和能力相比，中国女超联赛的表现显然也是不大合格的。以下为国际足联2023年发布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第三版）中对于两国联赛经济规模的对比：

首先，在中国人口是英格兰近30倍的情况下，中国女超联赛的网络社交平台关注人数不到英格兰女超联赛的80%：

其次，对于女足联赛至关重要的门票收入，中国女超联赛的平均票价只有2.3美元左右（按今日的汇率，合16.32元），不到英格兰女超联赛平均票价的十分之一，实在不知道这样放在大城市连吃碗面都困难的票价可以带来多少经济收入；

再次，对于女足联赛另一项重要的收入——衍生品开发，只有33%的中国女超联赛俱乐部会销售衍生品，而在英格兰女超联赛中，这一比例高达89%；

最后，虽然在联赛赞助商数量上，中国女超联赛（七家）明面上好于英格兰女超联赛（三家），但实际上，这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而导致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的主要创作单位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了解英格兰而不了解中国，中国女超联赛的联赛赞助商，或更准确的说法，赞助商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多于英格兰女超联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