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贺乾明 程曼祺

编辑 | 程曼祺 宋玮

2017 年，华为消费者业务快速增长，全年卖出 1.53 亿台手机，以 20.4% 的市占率首次登顶中国第一。任正非却很担心：业务怎么增长这么快？有没有风险？

抱着疑问，2018 年初，任正非挨个听取了消费者业务各部门的汇报。其中，软件部门的汇报由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录负责。

在华为北京研究所做汇报时，王成录向任正非传递了一个想法：将来，华为消费者业务可能做到上千亿美元收入，规模越大，越经不起波动；根基不在自己手里，太危险，华为要做自己的操作系统。

任正非认可这一想法。此后，操作系统项目从软件部内部项目升格成公司项目，这就是今天备受关注的鸿蒙操作系统（以下称鸿蒙）。

在当时，自研操作系统看起来并不迫切，而到 2019 年 5 月，随着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华为的未雨绸缪被证明不是多虑。华为现在已无法从产业链中获得高端 5G 芯片，也无法再使用海外 Android 手机必备的 Google 移动服务套件（GMS）。2020 全年，华为手机出货量下降了 21.6%。

鸿蒙成了华为冲出重围的重要突破口。受制于产业整体状况，中国高端芯片短期内难以实现 “去美国化”。而软件领域的操作系统，则能从全球开源社区中获得支持，有更多腾挪空间：王成录说，如果鸿蒙能在接下来两年让更多华为用户留下来，“硬件可能就回来了”，华为消费者业务或可再次崛起。

定位为 IoT （物联网）操作系统的鸿蒙，还承载着华为的未来布局。据 IDC 数据，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已连续 4 年下滑，在移动互联网之后，IoT 被认为是下一个更大量级的机会，鸿蒙即是华为力图在 IoT 时代继续领先的关键项目。

重担的另一面是争议与质疑。

按王成录的想法，鸿蒙从不是要做 Android 或 iOS 的拷贝，但大环境的转变，让鸿蒙不得不被置于与 Android 和 iOS 的直接比较中：2019 年 8 月鸿蒙正式对外发布后，被吐槽为 PPT ；去年 2.0 版本发布后，吐槽又升级为 “Android 翻版”。

鸿蒙的挑战还在于生态规模：Android 有约 2000 万开发者，iOS 有约 2400 万开发者，鸿蒙现在的开发者则在数百万级。

同期，华为也在发生一场转型。去年 11 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任正非提出，华为正从一家 “硬件先进公司” 转型为 “软件先进公司”，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更大范围内，已在应用层创造出繁荣商业的中国软件产业也开始面临更难的考试：能否在操作系统、数据库，乃至编程语言等更底层、基础的环节拿出可用、好用的产品？

2021 年 1 月下旬，《晚点 LatePost》独家专访了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鸿蒙操作系统负责人王成录。

1998 年，王成录从哈工大博士毕业后进入华为，2012 年担任华为中央软件院（下称中软）总裁，2015 年调岗至华为消费者业务。王成录曾主导研发了方舟编译器和此前华为手机上基于 Android 的 EMUI 系统，是华为目前在软件领域的重要研发负责人。

在华为的业务布局中，在华为从硬件先进到软硬先进的转型中，乃至在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进程里，鸿蒙现在都处在一个特殊位置。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与王成录的对话：

一、2 亿台华为手机今年将搭载鸿蒙

《晚点》：2019 年，华为上了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同一年，你们正式对外发布鸿蒙。在新情况下，鸿蒙和华为手机业务相互需要。但现在有人认为，华为会彻底退出手机市场。

 王成录：不会。手机业务一定会在。

《晚点》：高端芯片供应怎么解决？

王成录：我们终归有办法，包括储备，不会一下都卖光。

《晚点》：但华为目前新手机的量基本没有了，旧手机会被逐渐换掉，接下来怎么办？

王成录：所以这两年的鸿蒙生态发展特别重要。目前我们仍有几亿华为手机用户，如果老用户升级到鸿蒙系统后，体验非常好，他可能会留下来。只要这两年时间抢下来，我们的硬件可能就回来了。

《晚点》：这么乐观？

王成录：我比较乐观。最近这十年，中国各行业的进步超乎想象，原来很多无法制造的东西今天都能制造了，比如高端手机制造、柔性屏等等。你看这个瀑布屏（王成录举起了他手里的华为 Mate 40 手机），它的边框工艺，目前只有中国蓝思能做到。所以这个信心我是有的。

《晚点》：你之前参加公开活动说，今年鸿蒙在华为自有设备的装机量是 2 亿，多少是手机？

王成录：手机 2 亿；Pad、手表、智慧屏、音箱等，3 千万台以上。

《晚点》：算上合作伙伴的整体目标呢？

王成录：今年搭载鸿蒙的设备，保守目标是 3 亿台。

我们不是盲目定的 3 亿，我们分析了过去二十年 PC 产业和移动产业的生态发展，发现 16% 的市场占有量是一个分水岭，超过 16% 的生态基本就成功了。

《晚点》：鸿蒙 2019 年对外发布时，你们曾特别强调不优先用在手机上，现在又把手机装载量视为主要目标，所以在定位上，鸿蒙主要是一个手机操作系统还是 IoT 操作系统？手机和其他 IoT 设备，哪个更重要？

王成录：鸿蒙首先是面向 IoT 的操作系统，它的首要目标，是用一套系统满足大大小小各种硬件设备。设备上的系统就像语言，语言相通的设备就很好沟通；语言不通，转换起来就很麻烦，消费者的体验也不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IoT 很难爆发。现在的所谓智能设备，比如电视、车机、音箱，装载的系统五花八门，很难把它们连起来，更无法谈智能化。因此，设计鸿蒙的第一目标，就是用一套系统弹性搭载在各种 IoT 设备上，实现系统的统一。

手机只是 IoT 设备的一种，没必要割裂来看。从业务上说，优先级是手机；同时，智能手表、智慧屏、智能车机和 Pad 等消费者高频使用的设备，我们都希望尽快上鸿蒙。

《晚点》：为什么 2019 年时强调不优先用在手机？

王成录：第一，那会儿还存有幻想，希望能恢复和 Google 合作，一旦你要做（手机）系统，就相当于和 Google 决裂了。

第二是与 Google 的合同还没有执行完。Google 的商业考虑非常完整，Android 生态有一个 “移动应用分发协议”，与 Google 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用 GMS Core，如果违反该协议，Google 就有权终止服务，这意味着你生产出来的手机，只要物权还没转移，都要冻结，不许卖了。当时我们还有大量手机的物权在手里。

《晚点》：后来是怎么和 Google 沟通你们要自己做操作系统的？

王成录：2019 年年中，在香港见面聊的。因为 Android 厂商主要在亚洲，所以 Android 主管 Hiroshi Lockheimer 每年会在香港的一个酒店里集中见各手机厂家的人，这是惯例。

《晚点》：Google 听到你们要做鸿蒙时，惊讶吗？

王成录：一半一半吧，因为每年和 Google 沟通时，华为是最特别的一家手机厂商，想法最多，不断推动 Android 系统的创新。

比如我们有一个降低功耗的 Sensor Hub（智能传感集线器）设计，最终被 Google 接受了。这之前，手机里各种传感器，比如计步传感器，要工作时就会唤醒主 CPU，功耗很高；我们在主 CPU 边上放了一个功耗极低的芯片，让传感器先跟这个芯片沟通，有紧急的事再唤醒主 CPU。这让华为手机的续航性能领先所有友商。类似改变 Google 原生设计的想法还有很多。

这是华为很大的优势，我们的技术，从芯片到云，全栈都有，一个逻辑功能，把它放在哪层最有效我们都可以实现。如果只有全栈中的一段，就很难做类似创新。

二、没有根的商业繁荣都是暂时的

《晚点》：鸿蒙被广泛关注是华为上了实体清单的 2019 年，但你们内部 2016 年就立项了，谁最先提出要做操作系统的？

王成录：主要是我推动的。如果再往前三到五年，2012 年我在华为中央软件院时，就有做操作系统的想法。当时是从技术角度去推动的，因为做软件技术如果没有系统平台，会非常零碎，技术扎不下去，很难做出优势。

《晚点》：2012 年就有想法，为什么到 2016 年才立项？

王成录：华为有一个软件决策委员会，由各产品线的软件研发主管组成，会一起商量这个事。从业务角度讲，当时（2012 年）华为主要做电信设备，大家没有很强的生态诉求。但从技术角度讲，大家认为有价值，所以我们定义了软件基础设施 1.0，把操作系统、数据库放到整个架构里，供各产品来用。2014 年之后，消费者业务增长非常快，有很多生态的事，想躲都躲不开，所以很自然地想到，一定要做自己的系统。

《晚点》：鸿蒙立项，你是推动者，那么谁是拍板者？

王成录：正式立项是在 2016 年 5 月，在软件部内部立项，这一点非常感谢华为的研发机制。华为研发分三段：一段是 2012 实验室，它看未来五到十年的技术方向和趋势；各产品线的研发部有两段，一段是产品线研究部，关注一到三年的技术趋势和技术点；另一段是产品开发部，聚焦未来一年的研发交付。软件部的研究部当时大概 140 人，决策权在软件部，我们先立项研发了操作系统原型，到 2017 年 5 月，1.0 版本就出来了。

我们消费者业务部每年有两次务虚会，消费者 EMT（核心管理团队）参加，这是很好的机制，大家开脑洞，聚焦一些核心议题，务虚会一般不讨论当下的具体问题。

在 2017 年年中的务虚会上，我报的议题就是开发一个多设备之间协同的分布式 IoT 操作系统，并分享了当时开发的 1.0 阶段成果。

《晚点》：当时余承东（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王成录：余总认为这个技术方向很好，但实现难度太大，特别是软总线的挑战太大了。计算机体系结构中有总线（用于连接各个部件），总线的物理承载是导线的硬连接，软总线的目的就是用无线承载的方式，实现硬连接一样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低时延。

《晚点》：他最关心的，应该是让华为手机成为中国手机市场毫无争议的第一吧？

王成录：对，不仅是中国市场绝对第一，余总的目标是全球第一。但我觉得第一内涵可能不大一样，真正的第一指的是第一掌握在自己手里，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我们做不到。就比如今天华为的手机，虽然我们在中国市场最高份额曾经超过了 50%，但在美国制裁下，市场份额快速下滑，说明我们还不是中国市场上真正的第一。

《晚点》：当时有跟余总或务虚会其他人讨论过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吗？

王成录：讨论过，但没有人想到会严重到这个地步，最没想到的是软件不让用，Google 服务不让用。

《晚点》：务虚会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项目还在继续？

王成录：对。这是华为研发机制的一个优势。看到 1.0 版本后，我判断这个系统很有潜力，就在部门内继续立项做 2.0 ，软件研究部的项目决策权在我们团队手里。

《晚点》：出现转折是什么时候？

王成录：2018 年初，任总想仔细了解下消费者 BG 各部门都做了啥，他老人家很担心，我们增长太快了，会不会有很大风险或问题。他带着助理逐个听各部门的业务汇报。软件的汇报在北京研究所，用了一上午，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操作系统的想法汇报给任总，他非常认可，这下我就有底了。

《晚点》：这个汇报准备了多久？

王成录：一周。

《晚点》：前一晚在想什么？

王成录：前一晚在想怎么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让任总能听懂。软件看不见摸不着，很抽象，如果讲不好，就达不到汇报的目的。所以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打各种比方、举类似例子等。

《晚点》：怎么跟任总说的？

王成录：我说华为将来要想把产业做到上千亿美金规模，单打独斗压力太大，能不能让伙伴跟我们一起做？华为消费者业务的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经不起波动，如果一百亿人民币的生意，波动 50% 对华为影响不大，但一千亿美金的生意，下滑 10% 的影响就很大。生态在别人手里，太危险了。

《晚点》：任总可能会说苹果也是单打独斗自己做？

王成录：我觉得他老人家骨子里就是很开放的。

《晚点》：你知道他能听进去。

王成录：对。我说，任总，将来能不能把咱们的系统装载到各种设备上。他说好啊，鼓励你们装到车里，装到电视里。

《晚点》：所以跟任总说，应该让更多合作伙伴参与这件事情，比跟他说，中美关系以后会让用其他系统不安全，更能打动他？

王成录：我觉得是的吧。没有任何人能够判断未来中美关系会怎样。但从业务和技术角度来讲，如果你不掌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主动权，往哪个方向走都决定不了。

《晚点》：任总的认可意味着什么？

王成录：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去打造华为消费者业务未来二十年的底座。没有根的商业繁荣都是暂时的。华为算是中国很好的高科技公司了，但被美国制裁仍然受到这么大影响，还是因为在根上扎得不够深。

《晚点》：具体到资源、人力的投入上有什么变化？

王成录：鸿蒙不再仅是软件部内部的技术项目，2018 年 5 月，鸿蒙获得华为 CBG（消费者事业部）投资评审委员会的投资，成为 CBG 正式项目，离商用又近了一步。

三、仅凭一家公司可以做技术，但不太可能做成生态

《晚点》：百度、阿里都做过操作系统，为什么很难做成？

王成录：做一个操作系统，一定要跟产业的发展节奏匹配上。如果产业在高速增长期，要做一个新系统不太可能成功。换句话说，只有在产业升级转型时，做操作系统才有成功的基础。

《晚点》：2016 年鸿蒙立项时，你看到了什么转型升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