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深圳康隆和成都华鼎应于2004年1月6日曰之前，支付30%转让款，2004年6月19日前支付70%转让款。

但这两家公司没有遵守这一约定，它们在2004年3月才将30%，即94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北京大学。

不过，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已经完成了。

余下70%的股权转让款，要到什么时候才支付呢？

三年之后的2007年。

这一年的7月至12月，方正集团向北大资产公司支付了21860万元的款项，作为深圳康隆和成都华鼎的股权转让款。并且，时至2019年3月底，还欠200万元的转让款，未向北大资产公司支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

“李友、余丽他们当时的解释是，在2003年、2004年那会儿，为了帮助方正集团缓解资金困难，他们自掏腰包，借钱给方正集团。这些钱原本应该由方正集团还给李友、余丽的；再由深圳康隆、成都华鼎——后来他们也不避讳说，深圳康、成都华鼎就是他们自己的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北大资产公司。”

一位方正集团的内部人士这样对经济观察网记者介绍。

但是，2019年4月，方正集团现任的管理层人士则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方正集团现在已经很难找到2003年、2004年前后几年间，方正集团的公司账目了，“这些详细的账目，可能已经被他们藏起来了，或者，销毁了。”

另一位方正集团的内部人士也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在2011年至2012年，证监会对方正集团进行调查前后，“（方正集团）财务部的人用碎纸机，长时间地、大量地销毁材料。那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着。他们（财务人员）也不避讳我们。”

这两位人士提出，大连市中院判处李友、余丽的罪名里，都有一条：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

2019年4月，北大资产公司在诉状中认为，方正集团向北大资产公司支付的这2.186亿元的款项，就是魏新、李友、余丽，在拿方正集团的钱买方正。

2017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意见也认为，至少深圳康隆、成都华鼎的付款方式是不合规的。

“（深圳康隆、成都华鼎的）上述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囯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96号）第七条‘转让国有资产的价款原则上应当一次结清。一次结清有困难的，经转让和受让双方协商，并经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国有企业改制和转让国有资产的单位批准，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期付款时，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30%，其余价款应当由受让方提供合法的担保，并在首期付款之日起—年内支付完毕’和财政部《关于引发（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务处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企〔2002〕313号）第十二条，内部职工（包括经营者）持有股份尚未缴付认股资金的，不得参与分红；超过法律规定期限尚未缴付认股资金的，应当调整公司制企业的股权比例，并依法承担出资违约的责任’的规定。”

余丽则向经济观察网记者回应说，他们购买方正集团股权的付款方式、途径，均是按照当时北京大学、北大资产公司要求进行的，这些都有明确的证据材料，根本不存在“拿方正的钱买方正之说。”

她还谈到，2017年审计署审计北京大学时，她也多次就方正集团的问题，配合了审计署的审计问询。

“当时的方正集团资金很紧张，我2003年去集团总部任职，是副总，只负责分管资金工作——说白了，就是帮方正融资、找钱。刚去的时候，我一看账目，欠银行贷款30亿元，账上现金却不到200万元，那时候我真的有些后悔加盟方正。但我们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把自己原来公司的钱，包括自己个人的钱，拿来借给方正用，这些钱加起来，在当时就有十几亿元。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这也是2016年年底2017年年初以来，我几十次向北大资产公司和方正集团提出请求的——成立对账小组，核对这些年方正集团的具体账目，到底看看我们对方正是在‘输血’还是在‘掏空’？另外，从2003年到2015年年初，方正集团的董事会共有7个成员，属于李友团队的，始终只有我和李友两个人，北京大学有5人。”

对于“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一条，余丽向经济观察网记者出具了她的部分判决书内容，显示她涉及事项与方正集团无关。

代持、入狱、出狱、诉讼：方正集团将何去何从

2004年3月，方正集团变更股权的工商登记完成之后，故事仍然没有结束。

当年年底，成都华鼎、深圳康隆总计持有的35%的方正集团股权，又“回到”了北大资产公司名下，而且是“无偿转让”。

北大资产因此持有方正集团70%的股权，重新成为控股股东。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2017年9月国家审计署对北京大学的审计意见中，是这样写到：

“2004年至2005年，为了对外融资和合作的方便，李友将35%的股权交由北大资产公司信托持股，解除信托持股后又约定将股权暂时保留在北大资产公司，直至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目前，虽然北大资产公司仍持有上述35%股权，但李友已多次主张该股权，北大资产公司面临诉讼风险。”

2019年4月25日，余丽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将这35%的股权，交给北大资产公司信托持股，也是应北京大学及北大资产公司的要求进行的，“2003年年底2004年年初，北大和各家校办企业陷入互相担保、资金链条断裂的危机。如果由北大资产公司来对校办企业进行担保，需要满足担保方对持股比例和净资产的相关监管要求，当时北大代持我们的35%股权恰恰可以让北大资产公司符合上述要求。所以，代持是应北大的要求、为支持北大渡过难关而代持，是为了确保北大校企不要出问题，尤其是北京大学在银行向校企提供的直接担保不要出问题而代持。”

对于这一解释，经济观察网记者同样在2019年4月向当时分管北京大学校办产业的时任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发去了问询邮件，但至6月15日8时，未收到张维迎的回复。

从改制完成到2014年的十余年里，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迅速，方正集团亦蓬勃向前。

至2014年年底，方正集团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可简单理解为“总资产”）达到1520.90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可简单理解为“净资产”）为482.56亿元；旗下拥有的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6家。

但也就是在2014年年底，李友、魏新等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变。

2014年12月19日零点30分左右，警方在前往北大博雅国际大酒店抓捕李友之时，遭到李友下属的对抗，乃至发生“撕扯、拉拽、踢打民警”的情形，李友乘机逃脱。

对此，一位了解当时情况的方正集团老员工对经济观察网记者称，之所以在2014年12月对抗警方的抓捕，是因为彼时李友与郭文贵正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

郭文贵的同盟之一，是时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最开始到达博雅酒店来的警车是挂的河北牌照，我们担心是不是郭文贵、张越派来的人。”

2015年1月4日，李友终归还是失去了自由。

当日，他被北京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同日被监视居住的，还有魏新、余丽等人。同年7月，他被批准逮捕。

2016年，大连市检察院对李友、余丽等人提起公诉。

同年11月25日，大连市中院一审宣判，李友犯内幕交易罪，妨害公务罪和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2亿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余丽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只被判处财产刑——罚金人民币15万元。

新华社的报道称，“李友等各被告人均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大连市中院的判决中还特别提到，“李友有自首及重大立功表现”。

数位知情人士对经济观察网记者介绍，李友的重大立功表现，或包括马建案、奚晓明案等。

在李友被警方带走十余天后，即2015年1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据说李友被警方控制时，是带了‘投名状’的，也就是对于马建的举报材料。而马建也是郭文贵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一位李友身边的多年旧部，对经济观察网记者介绍。

2018年12月27日，大连市中院一审公开宣判，马建犯受贿罪、强迫交易罪、内幕交易罪，被判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马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奚晓明案，也与李友相关。

2015年7月1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2016年10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就奚晓明案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称，奚晓明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财新传媒在2017年1月的报道称，奚晓明所收受的1.14多亿元贿赂中，李友以5000万元的行贿金额，高居行贿者之榜首。

2017年2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奚晓明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奚晓明也是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此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一案，则与魏新有所涉及。

2014年12月22日，也就是警方第一次试图抓捕李友未果的三天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令计划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6年7月4日，天津市一中院对令计划宣判，法院认定令计划犯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案，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令计划的判决书中提到：令计划曾为魏新所在单位谋取利益，对其子令谷向魏新等人索取财物事后知情未予退还，收受、索取魏新等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643万余元。

前文提到的，郭文贵的盟友张越，则在2016年4月“落马”，2018年7月，因犯受贿罪，被一审处以有期徒刑15年。张越服判没有上诉。

仅被处财产刑的余丽，至迟在2016年11月就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是，此时的她，已经被排除在了方正集团的董事会之外。

早在2015年1月9日，即魏新、李友、余丽等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4天之后，方正集团即调整了原有的董事会。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黄桂田、北京大学产业党工委书记孟庆焱、北大资产公司高级副总裁韦俊民，取代上述三人，成为方正集团新的董事。黄桂田还担任方正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

方正集团一位内部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余丽恢复自由之后，要求回归方正集团董事会，但被拒绝。这两年来，余丽、李友等人，也多次主张要恢复成都华鼎、深圳康隆在方正集团持有的35%的股权。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判决书，亦透露出双方矛盾爆发的一则事例：2017年12月11日，方正集团员工李岱，持方正集团保管的北京招润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办公中心二层工商办公大厅，办理五证合一手续的过程中，被余丽派人，从现场抢走了这些公章和证照。

事后，方正集团起诉，要求返还上述公章、证照，但2018年，一审、二审，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北京市一中院，均判处方正集团败诉。

余丽则表示，从她恢复自由以来，一直采取的只是寻求对话的方式，“我们希望方正集团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也顾及到北京大学的声誉，所以我们不下几十次，去找方正集团，去找北大资产公司，希望能够恢复、保障我们的小股东权利，希望能够‘对账’，还事情一个本来面目。结果，成立‘对账小组’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实质的进展。”

余丽亦向经济观察网记者展示了，2018年她与北大资产公司现任董事长萧群就成立“对账小组”一事的多次短信及微信往来记录。

对于提起诉讼，余丽称，这是因为方正集团在2018年首先发起了诉讼，他们“才不得不应诉，然后才就保证北京招润的小股东权利，恢复深圳康隆、成都华鼎在方正集团的股东地位等提起了几桩诉讼。”

“这些案子有的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有的在北京市一中院，基本都是2019年1月立案的，但现在一直没有确定开庭时间。其中在海淀区法院的两桩案件，原本法院确定在2019年3月开庭审理，但临近开庭时，又通知说由于‘法院排期有误’，两个案子都推迟，迄今没有确定新的开庭时间。”

而北大资产公司提起的方正集团“改制无效之诉”，目前法院虽已正式立案，但尚未确定开庭时间；未来审判结果如何，亦难逆料。

方正集团，这家中国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校企，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