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国司法部律师Brian Fletcher却辩论称，上诉法庭对于外国政府的法律意见书采取的态度过于僵硬且过度尊重，他强调对外国政府法律意见书的采信不可以没有限制。美国司法部认为，美国法庭有足够多的渠道去了解外国法律。

原告企业代理律师Michael Gottlieb也表示，美国法院应该保留对即使是外国法律的解读权，完全遵循外国政府解读会增加美国企业遭受损失的风险，制造漏洞。Gottlieb要求法官将案件发回第二巡回法庭重审。

最高法院大法官Stephen Breyer

大法官Stephen Breyer对于美国司法部所谓联邦第二巡回法庭“过度尊重”外国政府法律意见书的论述提出挑战。

Breyer表示，关键问题是术语的表达。“也许‘遵循合理的解读 (defer to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和‘尊重地遵循(respectful deference to)’之间存在区别，但那意味着什么呢？”Breyer说，由于缺乏中国有关定价问题裁决的详尽材料，法庭很难决定法律意见书中哪些内容应该出于对主权的尊重而采信，哪些内容应该不予采纳。

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也围绕应该如何“尊重”的问题发表意见。“尊重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权不同意，对吧？”他向被告律师Jonathan Jacobson提问说，“‘完全尊重’通常意味着对方要说‘你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oberts表示，是否或怎样“尊重”不应该成为问题核心，“尊重”外国政府和采信外国意见书不能简单划等号。

在口头辩论中，其他几名大法官也对联邦第二巡回法庭完全采信中方意见的做法表示出怀疑，但也提出如何界定“尊重程度”标准、“尊重程度”与“采信程度”怎样关联等疑问。但另一方面，美国法律界人士也指出，很难想象会有独立的第三方对中国法律作出良好的解读，而如果缺乏更好的解读，美国法庭只能更多地采信中国政府的解读。

国际背景下的中美交锋

最高法院将在6月底前做出裁决，而一旦法院作出发回下级法院重审的判决，将使这场已经持续13年的诉讼重新扑朔迷离。

另一方面，虽然本案发生在本世纪初，但其背后依然展现出，全球贸易中作为秩序制定者的美国与新兴的中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同近期公众聚焦的中兴事件相似的是，动物科学产品公司诉河北维尔康制药一案都是在国际贸易背景下，美方基于美国国内法对中国企业进行指控的案例。

美国对伊朗禁运并非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结果，而是依据美国国内法进行，对其他国家没有强制效应，只是因为美国在电信行业的技术垄断，在实质上把国内法的效力提升为国际约束力。同样，在维C反垄断案中，中国企业按照中国法规行事，但在国际贸易中对美国企业利益造成冲击，中美在定价法规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行为面临基于美国国内法的诉讼。

这与美国对华发起贸易制裁，旨在遏制“中国制造2025”的背后逻辑同样吻合。秩序建立者在面对后来者时，依据的是自身制定的规则，而不会站在后来者的立场上考虑其诉求。

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类似在国际舞台上，中美间对规则理解的不同和理念文化上的差异，可能还会导致两国在更广领域中的交锋。当中国按照自身发展规划制定的路线同美国已经长期施行的规则产生冲突时，北京应该如何应付华盛顿的诉求，是直面挑战，还是迂回共存，恐怕会是一个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无法回避的问题。

同时，这起维生素C反垄断案件中，中国企业乃至中国政府部门采取积极应对，在耗时10年的初审中败诉后仍勇于拿起法律武器坚持上诉，中国商务部更是破天荒站上美国最高法院辩论席，与原先通常置之不理的做法相比，取得长足进步。

同样，中兴、华为近期在面临美国制裁和调查时，也与美国有关部门积极沟通、据理力争。中国企业在国际法务问题上日益成熟的表现，对今后融入当前规则，甚至是参与书写新规则，都会是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