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你分的比例没有增加，但是总量增加了，因为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增加。就像我们刚才谈到我们的GDP迅速增长，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和日本维持一个超过日本2.5倍的水平。这靠的是企业家，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民营经济，占社会的比例，从比率来说，超过50%的GDP比率，超过60的投资，超过70的税收，超过80的就业，超过90的科技。中国如果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没有依赖企业家群体去进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的话，中国的经济很难有高速的增长，也很难让中国的社会情况发生充分的改变。

为了社会的进步，企业家就做大量的公益，要消灭贫富差别，为什么企业家群体会拼命的去做公益，消灭贫富差别，从洛克菲勒的说法来说，当他们富起来的时候发现，穷人没有同时富起来的时候，会破坏他们富有的社会条件，比如说革命，比如说战争。因此他们一定要帮助穷人也富起来，才能让这个社会平和，至少让穷人有机会。

但是传统的说法就是，从第一个“授人以鱼”变成第二个“授人以渔”，企业家要主动帮助最贫困的人学会打鱼，让他们有生存的条件。因此企业家在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存在方式，因此我们看看美国，从福特，从巴菲特到比尔盖茨，为什么总是最富的这一帮人在拼命的做社会公益？为什么在为这次特朗普宣布减税的时候，所有富人联名不要给富人减税？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的话，他们存在的财富就会随时产生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当公共汽车被划了一个道子或者弄的很脏的时候，你可能很不关心，觉得跟没你关系，因为他是公共财产，但是你的私家车被别人弄脏了，或者被别人划了一道的时候你会很心疼，如何解决呢？你必须要改变这个社会状况，让所有人都不再存在要划你车的心理的时候，你这个社会才能安定。所以企业家就在努力的做这些事，中国的企业家虽然只有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但是已经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财富都用于建立社会公益。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帮助后富的人，也许从整体的社会情况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先富起来的人都拿出钱来帮助后富的人，但是从我们的社会公益组织大量的出现可以看到，企业家群体在这个中间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过去没有人做或者不能做？是因为没有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这个生存环境包括我们没有慈善法，因为慈善法刚刚出台。比如说曹德旺先生，36亿的公共捐款要受到6个亿到7个亿的税，我们还有企业家愿意做这个事情呢？新的慈善法出台以后他就可以不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

当有了这种税收制度的优惠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的企业家拿出钱来做社会公益，是不是能帮助更多的穷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要比你政府单掏出钱来做扶贫强10倍，20倍，30倍，效果是大大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企业家未来的发展过程，一定会在中国掀起一个富起来的人帮助穷人的高潮，而最终让这个社会的环境得到充分的改善。谢谢。

于盈：您刚才说到曹德旺，我前段时间采访他，他有分享他，他其实想把他公司的股份捐赠了，来设立一个慈善的基金，但是他花了5年的时间去跑不同的部门，最后给他成立了这个慈善基金，他至今已经捐款110亿。所以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不管是做慈善也好，做事业也好，其实都是不容易的，您刚才说到，需要建立好的制度，而且这个好的制度和环境是什么？就从中国的自古到今也好，外国到中国也好都是比较清晰的，偏偏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很多不同的杂音，但是中国企业家还是生存过来了，不仅生存过来了，现在很多都做的非常的好，所以您理解的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呢？

任志强：从这两百多年的历史情况来看，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政治家，是企业家，因为政治家制定的所有制度几乎都是错的，我现在说现在是错的，可能明天就变成错的。

于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

任志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没有蒸汽机的时候，政府会出台一个法律去保护牛车和马车，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叫马路呢？就是因为那个路是给牛车和马车走的。当有蒸汽机出现的时候，为了保护牛车和马车就出了一个红旗法，让你蒸汽机汽车走动的时候有三个人在前头走，拿着红旗杠，这就是法律，因为法律永远是保护当前。当新的科技出现的时候，面临当前的这些利益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矛盾，所以红旗法出现的时候允许汽车时速4公里，我们看传统的西部片子看着骑马都可以追上火车，为什么？当时的火车不一定比马车跑的快，现在你再追着试试？高铁360公里，跑死马也追不上。

那就是因为企业家用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让你一个制度不得不变成把马车和牛车消灭掉，不是保护最底层的利益，而是保护先进科技而带动牛车和马车的改善，让它进步，你就别费得赶牛车马车，你开汽车好不好？这不是社会进步了吗？

我们举个中国的例子，共享单车也好，还有什么这个那个也好，哪个不是突破现有的法律呢？换句话说，就是现有的法律基本上是限制了科技创新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无货币的金融是不是这样，于是打着我们的上级管理机构手忙脚乱，今天出个政策，明天出个政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估计到科技进步，企业家的能力，对社会推动的力量是巨大的，防不胜防。当我们的滴滴出现的时候，交通部就出现一个文件叫征求意见稿，结果呢？结果是所有人把它推翻了，最后交通部出了一个文件说各地方自己定政策，我不管了。这就是说企业家最后要把社会制度给改善了，改善成符合创新精神和社会发展的，这个社会要不断进步才行。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企业家一定享受了科技进步是要推翻现有政策去实现更好的创新的，要不然这200年怎么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多了一个企业家，这个群体就有这么大力量，逼着你不改不行，不改，共享单车把你北京市所有道路都占了，所以你得赶紧想办法，原来的法律有吗？没有。

刚才有位谁坐在这个位置上说共享是你不想拥有财产权利，拥有使用权就够了。我觉得既得有财产权利也得够使用权，对你来说不要产权，但是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得要产权，企业家在这个方面是最敏感的，不然就没有办法创造财富了，什么是财富？也得搞清楚，财富，过去我们的老地主都把银元埋在地下，所以我们拆房子的时候发现地下还有银元，那不叫财富，只能叫钱，叫货币，财富你得拿出来用于社会进步，真正发挥作用才叫财富。

所以企业家创造财富过程中，就是他不断把投入的部分再运转，所以我们看到比尔盖茨又拿出多少钱来研究这个，又拿出多少钱研究那个，研究的都是现在没有的，或者现在的法律条款和社会条款不允许存在的东西，包括治疗这个病那个病，我企业家有钱，我推动社会进步，我科研，我不要回报，但是你一旦要把这个新药弄出来了，那对社会进步就大了去了。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新药出现以后不进医保，过了一段时间不可或缺了，进医保，总是推动那个制度非改不可。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企业家群体不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企业家群体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你要说有什么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前面有什么东西你也别怕，得把它推倒，冲过去，你要是因为现有制度是这样，说我只能按照现有的制度去调整，那怎么会有无人驾驶汽车呢？无人驾驶汽车现在是违法的，那你是不是得推动法律进步，你得把法律这个墙撕开，你的无人驾驶汽车才能过去，这就是企业家功能，你要企业家没有这个精神，你就不是企业家，你最多是小商小贩。所以要有企业家精神，就要勇于和敢于改变现有的法律规则，让它更适合于人类的商业发展，谢谢。

于盈：您刚才描述的这个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说为了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还有把财富更好的去运用，但确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的话，很多人大家一想到就会是奸商、黑心商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追求，之前我和硅谷顶级投资人聊，他们也说比如中国的一些初创企业，跟他们聊，刚刚是企业起步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爬山，他们就是在祈祷我这个企业在上市，他说他在硅谷绝对不会投这样的企业，就是你要对你的产品，对你创造的服务感到对社会有贡献，要有热情。但中国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有点“一切向钱看”的阶段，您怎么看现有的，比如您这样的企业家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带动社会变革呢？

任志强：这是我们制度造成的，为什么美国没有这种事？因为它随便上市，因为它上市以后一套法律约束你，你不能随便骗我，你想上市可以，我没有刚性兑付，你爱买不买股票，但是你的情报信息披露等等等等得按时完成，你买不买股票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融资渠道，我不上市也可以拿到钱，有风险投资和其他投资，有一套系统和标准。而我们中国的金融和开放是很落后的，我们股市是不是中断了很多年在恢复？之前有，中间一段没有，然后又有，一开始是不是国有股不能流转，它是一个慢慢进步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学会如何对金融市场进行管理，所以它的部分开放的慢，就变成了一个牌照就是金钱，不管你用了什么样的审批牌照，任何都是，小贷是不是？互联网金融是不是？任何一个被批准的东西都是，其他的方面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