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于3月19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获全票通过，于23日正式刊宪生效。回归近27年后，香港终于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补齐了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的短板。

这一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进展，让香港爱国者们如释重负，也让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那些政客、媒体“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但批评质疑仍纷至沓来。

这次23条立法为何能高效通过？23条立法落地，会对香港社会产生哪些影响？“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至今，香港政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围绕相关问题，观察者网对话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

·23条立法

观察者网：这次23条立法通过的速度让很多人惊讶。您能否聊聊为了尽快完成立法目标，你们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邓飞：为了“早一日得一日”完成立法目标，政府和立法会都作出了一连串的高效操作，包括：行政会议召开特别会议通过条例草案，翌日刊宪，立法会随即加开特别会议进行首读和二读——这是首次有草案同日刊宪及首读，显示当局“分秒必争”的决心；为早日完成审议，相关的法案委员会连续多天召开会议，连周末都没有休息，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法案委员会完成审议全部条文，保安局也同日提交修正案。

2024年3月19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图/新华社）

至于我个人，首读、二读、三读都参与了，但没有参与法案委员会的审议，因为法案委员会只由15个议员组成。不过这15个议员分别代表不同政团、社团，他们也需要跟自己的党友交流意见，因此即使法案委员会与我无关，我也会密切留意，随时待命，与代表的议员一直保持联系。

不少评论谈到这次23条立法通过的速度，其实看怎么个比法。如果是从1997年回归算起，折腾到今天20多年，这23条可谓最漫长的一个立法了。如果说的是公众咨询一个月、三读耗时一个礼拜左右，似乎是很快，但其中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其实在1997年之前，也有很快立法的，甚至一夜之间立好。比如，当时港英政府为采取措施镇压香港市民一些反英抗暴的斗争，迅速立法。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今天23条立法速度这么快，也是为了尽快补上国家安全的漏洞。尤其是现在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博弈日趋白热化，如果没有23条立法，外部的势力就香港的安全问题进行干扰或搅混水时，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去阻遏或制裁。

举个简单的例子，23条立法没通过前，香港本地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都可以直接跟外国的政治组织建立联系，进而做出一些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出事后，我们也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对其进行有效的惩戒。现在这就不是问题了。

观察者网：您刚刚的回答提到了好几个点，咱一点点分析。说到法案委员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3条立法通过之后的演讲中提到，“……更多次出现单一条文长时间审议的情况，包括用超过一小时二十分钟审议一条条文，而用超过半小时审议单一条文的亦比比皆是”，“法案委员会连同早前内委会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事宜成立的小组委员会，一共举行了25次会议，用了近50小时详细审议每一条文，提出超过1 000条问题和意见，产生了91个修正案”。据您了解，审议时哪条条文争议最大？逾1000条问题和意见，主要侧重哪些方面？

邓飞：提到立法会的草案，条文有180多条，法案委员会精心审议，修订了其中的91条，这就等于草案一半都被修订了。要说哪条争议最大，真的不好说；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审议修订使得条文里的字眼更加清晰明确，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也更有针对性，同时也会很大程度上消除一些市民或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原先的忧虑。

举个例子，一些带有辅导性质的行业，如要听教徒做告解的宗教神职人员，或帮人做心理疏导的社工、心理医生等，在法律草案刚出来的时候，这些专业人员可能会有疑虑：“如果发现过来求助的人涉嫌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时，要不要举报他？如果举报，算不算违背职业操守？”现在法律基本对此界定得比较清楚了：如果他的行为威胁到国家安全，那就要举报。这其实跟发现求助者涉嫌命案，自己要报案一个道理。现在有了明确的立法，大家就能更安心地工作了。

港媒报道截图

观察者网：我看到还有些观点担忧一些条文定义模糊。比如，有人认为，香港仍承载着联通中国内地与海外市场的角色，而考虑到资本运作的盘根错节，“勾结境外势力”这条会让他们做事时束手束脚——可能哪天联系工作进行到一半，被他人举报该组织背后的金主有反华背景，自己就突然背上“勾结境外势力”的罪名。这种忧虑怎么消解？

邓飞：如果你和他们是正常的文化教育、商业经济往来，那完全谈不上所谓“勾结境外势力”；如果你的行为涉嫌破坏国家安全，那当然不行了。比如，你和一个海外公司就经贸合作进行谈判，聊完正经八百的事，对方突然问你能否帮拿到一些红头文件或特区政府的保密文件，你肯定不能答应。

这些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单凭我们的常识都可以区分得了。所以我觉得外媒很多时候把这些问题夸大了。

观察者网：说到经贸合作，近几年有些关于香港营商环境的报告显示，政治因素已成为众多企业投资香港的前三顾虑之一。也有不少港人担忧，23条立法会导致香港的金融吸引力减少。您认为这一情况会出现吗？

邓飞：我觉得外资来不来香港，主要还是取决于有没有赚钱的机会：它之所以不来，可能是认为那行业在香港没什么赚头；反过来说，要是有钱赚，他们不可能不来的。换言之，资本的流动主要还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香港自身的经济环境和内地的发展状况，不要都推到23条立法上去。

而且，实际上，这两年来在港的外资是增加了的，而不是减少了。现在主要是美国官方在呼吁外资撤退，而美资确实有部分撤退了，但也有新的进来；而从日本流入的资金，实际上比疫情前还增加了一点。

我询问过很多外资企业代表，他们都很明确地跟我说过，他们根本没把23条立法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来或不来，基本上只取决于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在香港还能不能赚到钱。”我发觉我问多了的话，有些外商都有点厌烦了，还反问“你们为什么老觉得我们会因23条立法就不来了？”所以，实际情况根本不是一些人担忧的那样。